携程在虐童事件中究竟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

11月8号，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虐童事件爆出，引发各方关注。目前，该亲子园已于11月9日起闭园整顿。

这所亲子园，原本为解决携程内部员工1岁半至3岁左右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扰而设立，如今一夜之间却成了令人发指的虐童“魔窟”。曾经让员工拍手叫好的亲子园服务，风向急转，使得员工身份大变，从服务的受惠者转变虐童案的受害者。

携程曾发文表示，“委托第三方来管理亲子园，初衷是希望让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来照顾好携程的孩子。”将监管责任“转移”给第三方运营机构的携程，在风口浪尖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究竟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

人民网-上海频道记者葛小俊就以上问题，微信采访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院傅蔚冈先生。

葛小俊：托儿所、幼儿园虐童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傅蔚冈：每个行业都会有各种各样难以去除的顽疾，幼儿园托儿所也不会例外，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永远也不可能避免。我们所要确认的是，这是小概率事件还是大面积爆发?纵向相比，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葛小俊：携程曾试水企业亲子园，因“缺少行政许可”而被相关部门叫停，后因购买第三方机构服务，一跃成为上海首批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之一。您认为在行政上，此前携程被叫停的审批是否真的需要?为什么?

傅蔚冈：因为无法在事先避免，因此我们要通过事后的追责机制来威慑这种现象发生。

携程办的“亲子园”，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幼儿园，也不是早教机构，就是一个托班。那么，教育部门有没有权力叫停?我觉得还是有疑问的。

事实上，由于办幼儿园和早教的门槛很高，所以结果就是托班的价格很贵，一般的市民承担不了。那么，对于这种托班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呢?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它们并不栩雅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许可。但是，我也不觉得它们需要接受妇联或者工会等指导，否则更加会不名不正言不顺。就像现在的“为了孩子”，还让公众怀疑其中的利益输送。

葛小俊：有人说携程是施暴者，也有人说携程是受害者，您怎么看?

傅蔚冈：携程绝对不是施暴者，相反，它是受害者。它提供了场地，支付了相关费用，结果由于运营方的原因，员工子女受到了虐待。我觉得这个道理携程CEO孙洁的两封信里都说的很好。当然了，携程可能是轻信了运营方，没想到对方会作出类似的行为。我想，这一定不是携程愿意看到的。

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大家都把矛头对准携程，甚至还会引发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很多本来想尝试的企业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好事了，最后利益受损的还是我们普通市民阶层。

如果说携程有疏忽，那就是它可能太过于信任运营方了。

葛小俊：如今，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没有时间照顾幼童。甚至很多父母即使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所服务。虽然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您认为，这些问题是否有解决的途径?政府应该发挥怎样作用?市场又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傅蔚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如前面说的，尽管托儿所服务既不是早教，也不是幼教，理论上也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将其视为是早教机构，因此存在着很高的准入门槛。高门槛实际上并不利于普通市民。

其实，上海妇联主席在2016年人代会的一个议案中写的很好，“加强先行先试，探索社区公共托育服务模式。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平台，是贴近百姓需求、集合社会资源、就近就便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在当前托育服务体系尚不完善、而社会呼声又十分强烈的情况下，依托现有的社区资源，为百姓提供就近、就便、小型化的幼儿托管服务，不仅有助于解决幼儿家庭的燃眉之急，也是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实践。”

其实，家门口，办公室边上的托管服务，如果不需要高门槛的准入，只需要员工和居民的监督，估计都能避免教师虐待的事件。相反，如果门槛过高，那就会导致相关部门从业者寻租。

现在很多虐童事件时有发生，大部分更是发生在学校，尤其是小一点的幼童，因此校园安全问题得到了大家的质疑。为了更好的避免虐童事件的发生，今天小编将带大家一起学习下校园安全知识。

( 责任编辑: 孟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