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炒辣椒逼老板就范 农民工讨薪路怎如此心酸？

近日，一男子办公室炒辣椒讨薪维权的新闻，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在为此男子古怪的讨薪行为哭笑不得时，更多的是为讨薪人的不易感到心酸。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来到城市打拼，辛苦一年挣些血汗钱准备回家过年。而每到年终，他们却总能“不出意外”地遇到讨薪难的问题。他们不懂到如何通过法律讨薪维权，无奈只能通过极端行为，引起媒体的关注、政府部门的重视，以期赶快拿到血汗钱。屡屡出现的农民工讨薪难现象，不禁让人疑问：农民工辛苦一年的合法血汗钱，怎么就这么难拿？农民工的权益怎么就这么难得到保障？相关部门能不能不在出现严重社会危害被舆论吵得沸沸扬扬后，才出面解决？

1月27日，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分局三垟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他们办公室里炒辣椒油，气味呛鼻。贵州人叶某说，他这是在向老板讨要工程款，共计56000元。“本来答应先付2万块，其余的4月份再结清。”叶某说，这个方案自己也同意了，但问题就出在一份保证书上。董事长表示保证书的事并不归他所管，让自己去找项目经理讨要。

无计可施的叶某便出此主意，经过民警现场调解之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叶某向公司赔礼道歉;公司方面则承诺本周付给叶某20000元，同时老板也承诺会按约定结清尾款。

令人心酸的中国式讨薪盘点

1、2013年1月23日下午，浙江丽水，90多名农民工围堵在位于丽水市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金温扩能改造工程指挥部大楼前，讨要金温扩能改造工程第五分部欠他们的600多万元工资和材料款。

2、2013年1月21日，武汉，星光大道音乐会所门前，一群农民工跳骑马舞讨薪。

3、2013年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在陕西高陵县维也纳森林小区四号楼前，穿着狄仁杰、元芳戏装服饰的两名农民工一唱一和，旁边还有人拿着破旧的脸盆敲敲打打，前往项目部讨要欠薪。

4、2012年9月6日，郑州，四名农民工打着竹板、念着打油诗在郑州街头讨薪。

5、2012年8月14日，云南大理，13名孩子来到南国城大理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5岁，孩子们手中都拿着一张要血汗钱的标语。

6、2011年11月22日，深圳，在东园路上，老吕只穿一条内裤头戴面具“黑心老板”走上大街，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讨要承包方欠下的20多万工钱。

7、2011年9月21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滨河西路一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3名工人爬上30米高的塔吊，称不付工资便跳塔。经过6小时谈判，施工方兑现要求后，3人才安全回到地面。

8、2011年8月9日，在郑州市南裹头黄河滩区，多名来自信阳的农民工挖坑“活埋”自己进行“自虐式”讨薪。

9、2010年10月11日上午，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将军坝上，30多位农民工杀鸡摆供烧黄纸，焚香跪拜河神将军，祈求讨薪顺利。

10、2005年11月27日，为了给重病在身的儿子讨回血汗钱，一来自江津的5旬老汉在重庆解放碑闹市“裸奔”。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曾说：“我们所说的欠薪，基本上有 95%以上发生在农民工群体身上。”

“这和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直接相关。”全国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80%以上的农民工在房地产建筑企业里务工，而建筑企业超七成工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就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包工头按时发薪，农民工在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如今，很多建筑企业招工都是‘外包’给包工头，所以农民工一般都是与包工头对接，很难接触到建筑企业和劳务公司，更别提找这些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了。绝大多数建筑企业采用“按工程结款”的结算方式，“建筑企业一旦是遇到资金链的问题，很可能会无法按时‘按工程结款’，讨薪纠纷就会发生。”

另外，建筑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让有些开发商恶意拖欠工资，而且，农民工群体维权意识薄弱，很少会有人要求企业与他们签合同。而那些尝试过向包工头反映和要求的农民工，在被告知没法签后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更助长一些黑心开发商的恶意拖欠工资行为。

维权成本高

一项调查显示,为了索要不足的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诉讼费、代理费、通讯费等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至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至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至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间。如此昂贵的维权成本,往往使农民工在维权时望而却步。

维权意识差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由于外出农民受认知能力的限制,导致依法维权知识普遍缺乏,这也是讨薪时一道难迈的“坎”。他们不懂得签订劳动合同，收集证据，很多时候，第三方相通过法律援助免费帮忙，却也无从下手，这让很多农民工丧失了维权机会。

相关部门执法力度弱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称，国家虽然鼓励农民工通过行政途径维权，但是目前的困境在于，相关行政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他受理的不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找到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后，大都被对方以“证据不足，无法受理”为由拒绝。有报道说，沈阳一农民工为讨要被拖欠的千元工资，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却被告知需要提供9种证明。由于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她至今没讨回工资。

没钱没人管 只能采取极端行为

维权过程漫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这些东西都农民工来说都是奢侈的。很多农民工在遇到讨薪难时，有的就算知道用法律维权，但现实是，他们不但耗不起，而且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哪个人管，只能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以寻求媒体帮助，或是在当地政府门前上访。农民工小汤坦言，出来是为了挣钱，又不懂维权的程序，让我们跟着走司法程序我们也耗不起，就想着把“事情闹大”，媒体关注了，政府就会重视，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要想避免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薪，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就应该从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出发，保证他们能够按时足额的领到血汗钱。

首先，要扩大法律援助对象、提高援助力度，定期在农民工群体中进行普法宣传教育，让农民工知晓、善用自己的权利。

其次，各级职能部门要努力完善、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明确领导责任，多部门协调合作，建立畅通、合理的问题反映渠道，对反映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及时调查、尽快解决，用法律和政策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利益。

最后，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要严厉处理。对各类用工企业要建立信用考核制度，定期对其进行抽查、考核。如若发现有恶意欠薪行为的，要对其进行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强制措施，并在社会上进行通报批评，以起到社会警惕性作用。

只有多举并措、内外兼修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欠薪行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朋友在讨薪的过程中为了逼老板就范想出了各种奇招，费尽心思着实不易，依法维权异常艰难，时间，精力，金钱，哪一样他们都耗不起。为了要账，很多人都是豁出去了，严重者甚至以跳楼相威胁，稍微控制不好，就容易造成悲剧。

在男子办公室炒辣椒讨薪事件中，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到并理解男子讨薪的艰难，出此下策也是被逼无奈。但是，通过自制“催泪弹”的行为逼迫对方签订还款的保证书，实在缺乏理性。因为，讨薪本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动，通过正常渠道依法维权才能更顺利地达到讨薪目的，我们在讨薪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让自己的冲动给对方造成伤害，而是应该留心收集维权证据，这样才能更好到让法律帮到自己。所幸男子所采取的方法没有伤及人命造成严重后果，否则，即使讨薪成功，也同时触犯了法律，就得不偿失了。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