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疫苗事件的曝光，媒体报道的广泛传播，让公众对疫苗接种产生了恐慌。人们最担心的是到底这些疫苗流向何方。事实证明，疫苗相关事件所导致的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不信任，其危害程度远大于事件本身。
乡镇卫生院成为问题疫苗的最大归宿
疫苗案件发生后，人们最担心的是到底这些疫苗流向何方。目前所见是，一些大城市的相关部门都出来表态，表示自己的疫苗经得起考验。而这很可能是真的。尽管正式的调查结论还不知道，但是根据各方迹象和以往经验，有问题的疫苗流向监管薄弱、创收冲动强的乡镇一级卫生院几率更大。
国内的人用疫苗分为两种。一种是免费、强制的，叫第一类疫苗；一种是收费、自愿的，叫第二类疫苗。一类疫苗主要由国企垄断，个人无法倒卖。二类疫苗向市场开放，自由竞争。形成地下销售产业链的，是第二类疫苗。有些人好奇，这次涉事疫苗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为什么要经过疫苗贩子过一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疫苗贩子有渠道。庞某在下海前，曾是山东一医院的药剂科科长，方方面面的有些人脉。 在这条二类疫苗地下销售产业链中，有庞某这样的疫苗贩子，有疫苗制造企业，有医药代表，有各地疾控中心官员，这些人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为什么其中会牵扯到官员？虽说二类疫苗“面向市场”，但考虑到均衡益在多数地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模式，即以县（区）级疾控中心为中转站，二类疫苗的来源，一部分从上级疾控机构进，一部分自己购买。
那么，为什么乡镇卫生院要找疫苗贩子买疫苗，而不是走自己的上级疾控中心这个渠道呢？答案在于创收二字。疾控中心逐级加价，从上级进货太不划算了，而直接从其他渠道拿货会赚得多，政策正是为了鼓励市场竞争，降低自费疫苗的价格才这么做的。基本上，自费疫苗的监管是个老大难问题。多年来，不少报道和行业论文都屡次提及。而乡镇卫生院由于“天高皇帝远”，问题更大。并且从机制上来说，乡镇卫生院既是卫生行政部门，又要负责医疗预防工作，权限不小，又存在经费短缺。刊登于健康报的《二类疫苗监管难题待解》一文曾引用过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川的说法，“对很多县级疾控中心和乡镇接种单位来说，二类疫苗是重要的创收手段，所以，价格低就成了某些企业在基层推销的‘杀手锏’。”
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天然存在偏差，安全意识薄弱
一旦在公众之中出现这种疫苗恐慌，要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认知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获得性启发”，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注意得到的新闻事件发生的概率比注意不到的事件发生概率大。媒体会报道疫苗接种造成损害的个案，而公众也总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案例上，放大疫苗的风险，而忽视真实的风险。 同时，而一旦疫苗出现什么问题，所有人的目光都扑过来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组织都在大力地推广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因为这可以有效地保卫儿童健康，对公共福祉大有裨益。那么，在许多交通闭塞、设备落后，根本不存在什么冷藏系统的地方怎么办呢？难道就不做疫苗接种了吗？这导致公众往往想寻求不切实际的“零风险”，而事实上，注射疫苗极低的风险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世卫组织在澄清对疫苗误解的时候反复指出，疫苗不但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伤害或死亡，它所带来的益处也远远大于其风险。就算是此次遭声讨的问题疫苗，世卫组织也明确指出，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此在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非常低。
然而危害最大的，还不是事件本身
最近这几年，持续发生了一些婴幼儿注射疫苗后死亡的案例。这些个案，并不能推导出“注射疫苗导致孩子死亡”这个结论。有一种可能是，注射疫苗在前，死亡在后，两者却被以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但是，在这类新闻的跟帖里，最热门的往往是“疫苗本身就是病毒，能不打就不打！”疫苗能不打就不打，是极大的误区。从总体来看，注射疫苗非常必要，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人群免疫力，形成免疫屏障，接种疫苗不仅是保护自己，如果人群中90%以上都接种了疫苗，就能有效阻断麻疹病毒的传播。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
小编总结
“疫苗恐慌”可能会带来接种率的下降，危害甚大。但公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和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很难完全纠正。但即便如此，也需正式这些问题，让公众获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