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为何遭遇激烈反弹？

2014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到，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这一意见在面世之初被舆论普遍点赞为实现高考公平的“亮点”，为何在具体落实时，却遭遇激烈反弹呢？

这次政府部门在公布调出计划时，只给出了粗略的数据，而没有做详细解释。比如，江苏调出38000人的计划，究竟是包括本科、高职在内的所有名额，还是只是本科名额，抑或只是一本二本名额？调出之后，最终的整体招生计划是多少，会不会影响本省考生的整体录取率，等等问题，都没有说明。社会不满情绪被激发起来之后，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才出来详细解释，称不损害当地考生利益，但家长已经听不进解释了。

其次，我国各地的高考录取率一直存在差异。这次调出计划较多的湖北和江苏两省，虽然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可历年来的一本录取率并不高，远低于北京等地方。这些省份的家长从切身利益出发，会这样质问：为什么本省的录取率低于北京，为什么要自己做贡献？

这是推进高考公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在调整计划指标时，往往选择生源减少的省份，这样可在保持录取率不变的情况下拨出部分计划。这次调整江苏和湖北等省，就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虽然江苏省保证江苏考生的本科录取率和一本录取率都会增加，但有一种质疑也不无道理：如果不调出这些本专科名额，江苏的高考录取率会更高，录取率增加不代表考生的利益没受到损害。

的确如此，因为所谓的“录取率提高”是以“报考人数减少”来实现的，对于具体的考生，更看重的是录取名额减少了。所以，目前的跨省区生源计划调控实际上就是一种存量调控，改变分配方式，而这就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招致很大的不满，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然而，在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分配上，教育部门却不像缩小录取率差别这么上心。

2008年，教育部要求各省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不应超过30%，各地陆续达到标准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依然不公。2011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研究报告》中指出，“从各省学生就读部属高校的入学机会指数（平均数为1）看，不同省（区、市）悬殊的状况依然存在，甚至加剧，入学机会指数的差异系数（标准差除以平均数的值）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入学机会指数的基尼系数也从2001年的0.226提高到2010年的0.298。从分省的入学机会指数变化情况看，北京、上海、天津的入学机会指数在2000年分别为1.75、1.61、1.51，到2010年，分别提高到3.64、3.73、2.84，西藏、青海、宁夏的入学机会指数也分别提高到2.70、1.82、1.72，但是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广东等省区的部属高校入学机会指数却一直在0.50～0.70的低点徘徊，提高幅度并不明显”。

在“上大学不难，难的是上好大学”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给中西部省份多一些部属院校的招生名额，远比给几万良莠不齐的调配指标（江苏省的3.8万，其中有2.9万是专科）更有实际意义。

有学者指出，目前“211”高校共有112所，虽然仅占我国本科院校的6％，但承担了全国80％的博士生、60％多的硕士生、50％的留学生和30％多的本科生的培养任务。这些优质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支持，以招生计划换优惠政策也是常事，它们在招生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属地化偏好。

如果部属高校这30%的属地招生能够做些文章，无论是中西部省份，还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省份，都能获益。学者张千帆指出，中国各大高校之所以在利益上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庸，是因为中央缺乏统一的硬性规则，不能帮大学跳出地方保护主义设定的“囚徒困境”。

这应该成为教育部的发力点。有学者建议，在允许各地根据各省进行微调的情况下，教育部应进一步规定属地招生比例不应高于20％；对于只拥有一所211高校的省份，该校在属地省的招生计划占其总计划的比例不高于30％，进一步弱化211院校招生的属地偏好，多出来的招生名额在投放时，可以向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倾斜，提高这些省份的一本录取率。

以限制属地招生比例为名义来调配优质招生指标，容易减少区域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做法应该尽量全国同时推行。

出现这种冲突和矛盾，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各高校把指标分配到各省，要重新“分蛋糕”，就得动当地户籍人口的利益。在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之下，希望通过开放异地高考和调整计划来推进高考公平，作为极为有限。

我们认为，只有打破原有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才能改变僵局。也即是，要以招考分离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高考，允许各地考生不分户籍自由报考，然后以统一的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同时各大学自主招生，在招生时结合学生的统一考试成绩、大学面试成绩、自身综合素质、家庭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后录取学生。

这样做既可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推动大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又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高考公平，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