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丧导师公司 谁为“研究生爆炸死”负责？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起可以避免的安全事故。设若，没有这次事故会当如何？这位年轻人，会像他之前的同门或者其他许多研究生一样，在我们的关注之外，继续默默 地承受着“剥削”。当他们最终走向社会时，年轻的心灵也许会轻易忘却这段晦暗；或者，将其处置为人生必经的磨砺，而封存起来。但是，创伤会因为忘却就不存在吗？

据报道，有学生称受害者的导师更像“商人”。这并不让人意外。很长时间来，“老板”“BOSS”已经是导师的流行称谓，戏谑背后，隐藏着师生关系的异化。前些年，导师招研究生必须要交“助研经费”的做法，曾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发强烈抵制；而在理工科领域，接受却平静得多。组建团队通过高强度的研究争取高端科研突破的，固然是主流；但金钱关系一旦存在，部分师生之间关系变异为“老板/打工者”便在情理之中。如今这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事件，以偶发事故的方式将此病象再度揭示了出来。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导师是否过多地承担了企业课题，或导师是否变成了老板，真正的问题是，导师所研究的课题是否确有学术价值，及导师为学生布置的工作，能否触及这个课题的核心部分。如果两者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则学生即使是“给老板打工”，也会在“打工”过程中领会导师的科研思路和方法，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反之，只要有一个答案是否定的，则学生就真成了打工仔，差别只是工资远远低于其他打工者而已。

这次事件后，当事学校称，相关导师违背了学校的“明确规定”。当然，规定肯定是有的。但规定不是免责声明，如果秉持法治精神，应当追究的，不是规定有无，而是是否被严格执行。一个副教授疏于学术，长期参股工厂，并低薪雇佣学生，学校或者学院对此会毫不知情？难道其中没有默许乃至纵容？

在欧美大学，学校多鼓励教授创新、发明，但对教师在公司兼职和开办公司有明确规定：教师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办的公司担任顾问两年，但之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校当教师，要么去企业；导师也要对所带研究生进行求学经费资助。但导师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攻读学位无关的事，导师如果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的报酬。

但我国却很少有高校对此加以明晰。说到底，目前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资源导向，导师能拿到多少课题、项目、经费是重要的考核指标，除此之外，学校对教师的其他表现则睁只眼闭只眼，包括是否在校外兼职办公司，是否“更像一个商人，不太关注学生的利益”。

在此情况下，要理清导师布置给学生的任务哪些是导师职权范围内的，哪些是越权的，也很困难。而我国当下没有规范的教师伦理委员会，学生很难针对导师超出职权的行为提起申诉，再由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其履行导师职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对违背导师伦理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也导致学生在导师面前的弱势地位被加固。在有的高校，还出现学生因忍受不了导师“盘剥”提出更换导师，其诉求却被忽略，涉事学生还被认为处理不好跟导师关系、学业学位受影响的情况。

对老师的纵容，也意味着对学生权利的忽视。也许，有人潜意识认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或者正像旧社会学徒，谁不受点苦啊。但正是这种糊涂的宽容与迁就，一点点腐蚀了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信心，混淆了是与非的边界。

至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前述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只能寄希望于学校对科研课题及实验程序的严格把关。达不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课题，虽然能给导师和学校带来经济收益，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却是误人子弟，因此应予坚决否定。同时，学校应该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指派其从事与学业研究无关的事务性劳动，学校应该及时介入、纠正，这既是对学生前途负责，也是对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负责。

而扭曲的导师学生关系，显然影响了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而今，一起“研究生死于导师工厂”的悲剧，也是种敦促：必须尽早调整由学校行政部门制订教师考核标准、实施教师考核的方式，对教师进行同行评价，从关注教师获得多少资源到关注其真实教育贡献；同时，还要建立对教师职权的监督机制，在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中成立独立的教师伦理委员会，让导师的行为得到更严密监督体系的约束，也让师生关系趋于正常。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