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讨薪题”，为何多年解不开？

自从有了“农民工”这个名词之日起，“讨薪”也便成为一年一度想绕都绕不开的话题、“行业规则”。可以这么说，“讨薪”与农民工如影随形，成为与农民工相伴左右的特殊词汇，以至成了年终“标配”。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些年来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恶意欠薪罪”入刑了，行政执法更主动，监察执法与法律援助联动更通畅，工资保证金等制度也在完善之中……有各方的重视、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从跳楼以死相逼，到各种“歪门邪道”，再到酿成一件件悲剧，近年来，农民工讨薪行为居然被冠以“行为艺术”的标签，这让人心寒的背后则是法律的缺失，执法的软肋。

因常年讨薪无果，农民工在涉事地方政府门前聚集，不算新鲜事，岚皋县多名农民工因讨薪聚集被青龙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科以刑罚，有人被判处三到四年实刑，也有人被处以缓刑，类似的结果也不是第一例。值得称道的是岚皋县官方，公开表达对上述处理的不同看法，“讨薪获刑是不合理的”、“行为虽然违法，但远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工人们讨薪时“是比较理智的，既没有干扰政府正常工作，也没有阻塞交通”。在岚皋县工作组看来，案件处理过程中青龙县相关部门“违反程序明显”。

现实生活中，遇到矛盾纠纷，如果由政府或组织出面协调沟通，事情一般要好办很多。即便是结果难以尽如人意，至少程序上“公对公”会显得比较理性平和，断不至于将人拒之门外。然而，青龙县的案例似乎提供了反证。虽然目前还不知其为何将异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组拒之门外，但这种行为本身却凸显出令人担忧的权力蛮横:对待“同根生”的公权部门尚且如此，对待讨薪的农民工又会是何种态度?

事情无疑需要上级调查，相信最终青龙县也会给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法。在事实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我等局外人不便对其中的利益纠葛作出评判;但从现有信息看，当地对待讨薪农民工采取刑事手段的做法，于当前这样一个法治背景下大有商榷的余地。

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但法治思维不是刑法思维，法治方式更不是动辄采取刑事手段。对基层政府而言，农民工常年讨薪未果，出现一些过激行为在所难免，理性的做法是依法积极沟通协调，居中做好商谈工作。如果讨薪农民工出现违法行为，也须在法治范围内妥善处理，切忌动不动就上升为刑事案件，轻易动用“最后的手段”予以治理。

现实中，讨薪农民工向政府机关提出诉愿，或许会出现拥堵政府大门、造成道路交通瘫痪、影响办公秩序等危害，对于违法者有必要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但是，这种违法行为是否足以构成刑法上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则需本着刑事司法的谦抑原则，慎重判断。在适用上，尤其需要区分该罪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界限，考虑到违法者的主观情节。如果情节不是很严重，没有造成严重损失，应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

当然，我们并不清楚农民工讨薪究竟做出了哪些违法行为，故而尚不能指摘司法机关就一定错判;但事后当地将外县工作组带来的证人也予以刑拘，多少透露出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事手段的弊病。本案中，究竟有没有企业欠薪的事实?县法院判决的事实依据是什么?当地部门为何对外县工作组闭门谢客?将证人刑拘的根据何在?这些都需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其治理方式便会陷入极大的合法性、正当性困境。而就一般意义而言，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冲突，尤须摒弃将刑事的“最后手段”当作惯用利器频繁使用。

一道“讨薪题”，为何多年解不开？小编认为，在应对过激讨薪的问题上，除了提醒劳动者理性讨薪、合法维权以外，职能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化解劳动者策划过激讨薪事件的动机。如果职能部门提供了便捷的诉求平台，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单位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使出判刑狠招，过激事件也会逐渐减少。反之，如果弱势群体诉求渠道不畅通、不便捷，即使用判刑暂时威慑住了讨薪者，也不是和谐劳资关系的应有之义。

而如果政府建立了保护劳动者权利的长效机制，劳动者聚集讨薪之类的过激事件自会减少。反之，如果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权力伦理继续错位，官员眼里根本没有劳动者，职能部门不作为的话，不仅欠薪者肆无忌惮，劳动者的尊严底线还会继续后退。可以说，治理欠薪问题，其落脚点是法律制度约束，突破点是坚持严格执法。对于恶意欠薪者，只要满足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就一定要予以追究，决不允许法外开恩。只有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农民工讨薪才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