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少女妈妈村”成女性权益保护暗角

十六七岁本该是在校园里挥洒青春的年纪，本该是充盈自我精神世界、规划设计未来人生的年纪，然而在新闻中这些渔村孩子的身上，这一切一切的美好都在未成年期戛然而止。在当下充斥弥漫剩男、剩女等社会焦虑的大环境之下，“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现象显得尤为刺眼。从剩男剩女到少女妈妈，整个社会的生育大计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社会问题又沉渣泛起。如此尴尬现实，不仅值得当权者深刻反思，更值得社会大众深究与追问。

实际上，这种“少女妈妈”的社会现象，并非海南一地的个案，这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艰苦偏远山区都呈现出一个高发频发的态势。就拿临高县渔村为例，之所以“少女妈妈”成为当地特有的现象，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首先，“少女妈妈”是一种规避风险的“保守性策略”。谁都知道，渔民出海风险较大，如果能够提早“传宗接代”，势必能够将对家庭的潜在伤害降到最低，因此，“少女妈妈”自然成了渔民规避出海意外与风险的不二之选。其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渔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833元，稍加对比，就可轻易得出“读书不如打鱼挣钱多”的所谓“脑体倒挂”结论。如此，渔民们自然“重渔轻文”，对孩子的教育不闻不问。加之渔民常年出海造成渔民孩子特有的“半留守状态”，客观上也助推加剧了早恋早育、“少男爸爸”、“少女妈妈”等陈规陋习的高发，家长的轻视与纵容无疑变相起到了催化诱发的作用。

据当地的“生育大数据”显示，短短十个月之内，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产妇就高达20例，换言之，每月就有两至三个未成年产妇，并且其中多人是生育二胎，言下之意，这些“少女妈妈”一胎时的生育年龄可能更小。就国家宏观层面，关爱女性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现在问题依旧，几成顽疾，低龄婚育的死角依然存在。

我国当然从未停止过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上的立法和政策努力。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制定出台；从成立国家妇女儿童工作部门，到各级各类妇女儿童工作协调机构的发展壮大，女性保障法律的完善与我国法律的系统化同程、女性政治权利的落实与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同程，已经成为社会成熟和进步的标识。只是这些基本建制，远没有达到深度、完整地塑造社会的目标，负有责任的部门也没有完全形成对女性权益保障的合力。

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4.7%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求助于派出所、110指挥中心、街道、居委会的不到40%，家暴的发现和预防机制实际上付之阙如；比如，“少女妈妈”村的形成事实上是公权力默认的结果，否则，未成年人结婚逃不过法制部门的法眼，少女办理准生证也难以在计生部门过关。陈规陋俗属于文化范畴，确实需要长久矫正，但没有权益保护部门一点一点在地图上钉下文明的“桩子”，平权文化和权利思想无法自动照亮这些“暗角”。这足以说明，在控辍保学工作上、在遏制早婚早育甚至童婚童育问题上，依然任重而道远，有关部门依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马丁·路德·金有言，“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同样，对于女性权益保障，不能止于宏观上的“总体向好”，只要有一位女性还在遭受暴力和虐待，我们整个社会就尚未完全走出野蛮和愚昧。如果说此前我们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更重视基本法规、基本建制的形成，现在则应更重视补短板，把目光投向那些包括“少女妈妈”村在内的角落，以最弱势女性群体的保护状况，来厘定整个社会女性权益保护的进度。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