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用人性纪念人性

40年里，昔日痉挛的大地创口渐渐愈合，那些亲历者则以舔舐伤口的方式不屈地活着。40年后，我们回望这场灾难，不是为了以灾难纪念灾难，以一种痛去承接另一种痛，而是为了于温故中缅怀那被灾难夺去的一个个曾盛开的生命，也感受寓于“向死而生”中的人性力道与“人是目的”的分量。

每次灾难，都该以历史进步为补偿。从唐山大地震发生到现在，中国社会“苟日新又日新”，变化可谓翻天覆地。而种种变化中，与人类社会进步脉络最为契合的，就是个人价值的被打捞和重新发现——历史叙述笔触越来越多地从集体转向个人，更加注重对个体生命力和人性尊严的着墨，而非将人作为宏大叙事里抽象虚焦的脸谱化存在。

社会学家梁漱溟曾说过：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个体权利、个人尊严，本是法治和文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旨归；一个社会的成长，也是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珍视程度为衡量尺度的。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传统观念中，集体本位作为主流价值嵌入社会认知图谱中，集体主义也从道德原则泛化到了社会各个层面，计划经济即是其在经济领域的映射；普罗大众多样的生命形态、个体诉求，则动辄被放逐在集体话语之外，个人被认为是集体的附庸，没有独立于集体之外的价值。

但随着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各维度上的纵深发展，人们的尊严、权利意识不断苏醒，个体的生命和其他方面价值也日益凸显，更多的集体性要求被移至“责权利”的现代话语框架下，更多的权利被重申被保障。中国社会也渐次迎来“大写的‘我’从混沌的‘我们’中凸显出来的时代”。王小波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而今天的很多制度、政策和法规，也指向了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指向每个人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由此，我们看到，在2008年兴建的唐山大地震纪念墙上，铭刻着那场地震中罹难同胞的姓名。

人本立场、人文主张日渐深入人心。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纪念，嵌入更多“人性”与尊重个体价值的视角：冯小刚拍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不再是宏大的叙述策略，而是重点讲述地震后的个体境遇和人性纠葛，地震也成为个体精神救赎的“试验场”；而媒体对地震幸存者灾后疗伤的报道，对4204个孤儿生活日常和命运“隐伤”的探访，也是落脚于“人”——灾难之为灾难，首先在于它带来的是个体的不幸。关注这些不幸者，进而改善其境遇，也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人性关怀。

任何灾难，都是对命运共同体的考验，也是对人性的砥砺。命运共同体里的相互守望，亟须对个体价值的珍视。这需要的，不止是灾时的互助搀扶，灾后的救济关怀，更是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充分庇护。我们不止是要在唐山大地震后去帮扶当年的受害者，或在汶川地震后“济川”，更要借此明确生命与个体尊严至上的人文理念，缝合权利保障的短板，让我们所有人不踏入“修短故天”以外的灾难中。

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生者承担灾难的记忆，举凡天灾，莫不如此。唐山大地震过去整整40年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经40年的风雨，我们发现，人性才是可以穿越一切的价值，对个体价值的守护，才是我们面向一切灾难的起点。

历史的意义在于比较，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细节，就是要认真拷问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和我们的同胞是不是以最大的勇气和最高的智慧，去拯救掩埋在废墟下的生命。记录这段历史和情感，其实就是提醒每一个人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些山崩地裂、墙倒房摧的惨痛。而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还可以更好。这是灾难教育课永远不会上完的理由。

我们虽有巨大的勇气和同怀的感伤，但是我们依然要正视巨大的损失。在40年之后，一个民族能否面对自然灾害逐渐走向现代，走向成熟，其实更考验历史亲历者、讲述者和继承者的意志和能力。

40年光阴，14600个日子，当年幸存的老人早已故去，青壮年已垂垂老矣，当时幸存的稚童，如今成为了承担历史叙述重要使命的一代。我们要避免国家史退变成代际史，民族记忆退变成城市记忆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从历史中找到对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问题。让这些问题一直拷问每一次灾害中的每一个人。

无论在当时，我们经历过怎样的伤痛，犯下过哪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我们都要深刻烙印在灾难历史中，并且将其作为将来面对灾难威胁时唯一的自我救赎方式。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