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泛滥不止 还需多少生命为代价

电信诈骗多年来害得很多人倾家荡产，而且越是信息闭塞的穷人，越是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但是，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治本之策。仅仅是电话实名制登记这么一个小问题，都已经拖了很多年。就算是今年公布的所谓“史上最严实名制”，也只是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要在今年12月31日前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为什么网络支付之类实名登记可以雷厉风行，而电话实名登记却一拖再拖？这与其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利益问题。特别是虚拟运营商，170/171号段一直是电信诈骗“重灾区”，同时也是实名制登记落实最差的地方。这次让徐玉玉上当受骗的电话，就是171打头的。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电话实名制可以长期落实不到位而始终免于被追责呢？

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等实体运营商的网络开展电信业务的虚拟运营商，还不止是那些使用以170/171开头号段的虚拟运营商。在北京，让许多人不胜其扰、不胜其烦的诈骗、贷款、荐股、卖房、发票、家教等电话，几乎都是以52/53、82/83等开头的号段的8位电话号码。这种情况，据说在各地都是大同小异，而且几乎无人没有接听过这些电话。

这种“骗子专用号段”公然存在情况，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等实体运营商究竟知道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么，其所明码标价的服务平台是不是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其监督、监管责任是不是也一同卖给了买方和租方？如果知道而无动于衷，那么，从法律上讲，出卖和出租服务平台的电信实体运营商就必须对涉及诈骗的虚拟运营商及其使用者的涉嫌诈骗行为负连带法律责任。

明知电话实名制漏洞是电信诈骗的温床，却任由这一漏洞长期存在，监管的不力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就像搜索引擎广告乱象在“魏则西事件”之前，同样长期泛滥存在一样，准大学生徐玉玉的骤然离去，能否成为相关部门下大决心严肃整治电话实名制乱象的契机？运营商基于自身商业利益，当然不会积极落实；问题是，监管部门有没有真正重视？徐玉玉事件能够让电话实名制提前实现吗？

电话实名制的落实在公众看来并不格外复杂。也许是舆论的压力还不够，让相关部门对电信诈骗的重视还不够。的确，实名制只是预防电信诈骗的基本手段，却也是提高诈骗成本让罪犯无所遁形的重要前提。就像混迹在搜索引擎结果中的广告信息，它们不直接害人，却是害人者的武器。

实际上，出卖和出租服务平台的电信实体运营商完全可以尽到监督和监管责任。两年以前，垃圾短信满天飞同样让人们不胜其扰、不胜其烦。在工信部和电信实体运营商履行其职责后，垃圾短信满天飞的现象得到了大大的改观——尽管最近一个时期以106开头的号码的垃圾短信又有抬头的迹象。这就说明，扰民垃圾短信、扰民电话推销和害民诈骗电话，不是不能治理，不是不能从技术上进行拦截和追踪，而是主管部门以及电信实体运营商是否担起了其本应担起的责任。

出卖、出租服务平台给虚拟运营商，出卖、出租群发短信专用号码，这些无疑都能给电信实体运营商带来大量的、稳定的业务量和现金流。对于公众而言，电信实体运营商乃至电信虚拟运营商一同大赚其钱、共同事业兴隆并无不好，公众并无对此“红眼”的癖好。但是，这些赚自公众腰包的钱必须取之有道，必须合法守法。如果对电信业务所连带的责任不管不顾，只顾赚钱；对公然存在已久的那些“骗子专用号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管部门和运营商就丧失了起码的职业操守。

电信诈骗让人吐槽无力，但徐玉玉事件如今已集聚起公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愤怒，这应该是个节点。徐玉玉遭诈骗离世，就是魏则西式的人间惨剧：魏则西在被虚假医疗广告骗了后曾感慨“人性最大的恶”，而徐玉玉也对这种恶，体味尤深。前者最终推动了制度层面亡羊补牢，如竞价排名监管制度化，徐玉玉之死又是否会激起类似的治理机制变革涟漪，也该有个肯定的答案。

因为被骗光学费而活活“气死”，固然有一定个案偶然性，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骗光学费真的形同要命。徐玉玉考取的是南京邮电大学，也许成功入学之后，她会学到电信诈骗这一课。可惜，她不再有机会。对于更多人来说，如何预防电信诈骗，依然是必须学会的人生一课，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绝不给陌生人汇钱，无论对方以任何名义。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