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买票难? 黄牛党不是主因

每年春运,全社会客运需求都极其旺盛,有人比喻说每年春运期间,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在中国大地上移动。如此之众的人口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大范围、大规模迁徙并不仅仅是中国春节传统文化的驱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很多人把责任归罪于“黄牛党”，却忽视了“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导致的春节团聚大迁徙。

每逢春运，“打击黄牛”的新闻一波又一波袭来，围绕火车票谋取暴力的产业链被媒体曝光，黄牛党被警方抓获，但黄牛势力并没有因此削弱，反而利用抢票软件和关系网转入地下，更隐蔽高价售卖车票，春节买票仍然是萦绕在百姓心头的难题。

“黄牛”就是俗称的“票贩子”。买不到票的人倾向于把责任归罪于黄牛党，但从经济学上讲,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此之众的人口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大范围、大规模迁徙，并不仅仅是中国春节传统文化的驱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供需不平衡才是核心矛盾，也是黄牛党屡禁不绝的原因。

“黄牛”的行为是一种游离于社会正式制度之外的、以倒卖春运时期的车票这种稀缺资源从而获利的投机行为,其行为目标在于利益的最大化。2009年,央视通过网络做过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为何一票难求”的问题,4.3%的人认为票太少了,36.1%的人认为铁路运力不足,59.3%人认为“黄牛党”太多。针对“怎样才能买到票”的问题,认为走后门、托关系的为47.3%,找“黄牛”的占37%,通过正规的渠道在预售窗口买票只占15.4%。

解决黄牛的问题需要从供需两个层面考虑。从供求的角度来看，如果运力足够多，票价足够反应价值，稀缺性不足，那么黄牛的利润空间就会消失，黄牛自然就消失了。但是铁路部门不可能为了春运这个特殊的消费场景提高运力，否则平常就会出现大量闲置的运力。从供应的角度看，消灭黄牛的难度很大，那么从需求的角度呢?如果让全国人民在春节期间不需要千里奔波，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的大国，解决人口流动的问题根源还是在于让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家，当家在城市的时候，回家就无需这么奔波了，需求自然就减少了，黄牛自然也减少了。

目前，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30亿左右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曾有专家提出，或许可以通过提高春运车票价格来减少人口流动，这和提高医院提高“挂号”费用类似，被普遍认为在用票价调控了乘车人数的同时，带来新一轮的交通、就医不公平。如果火车票定价飙升，那每个为了更好生活打拼而和父母、孩子相隔千里的打工者，又要为亲人团聚付出高昂的代价。

春运现象并不仅仅是中国春节传统文化的驱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变迁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每年GDP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民工进了城，子女父母留在乡下，春运背后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亟待解决。

人口迁徙背后是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均，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的成本非常高，解决户口、孩子上学问题成为一家人分别的关键。由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首先是住无所居，进城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没有根基。由于在城市没有住房(集体宿舍、工棚)或租住的住房太小，配偶、父母、子女只能在乡下。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现象也就必然产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的壮观大戏每年就这样必然上演。

可以说，“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春节返乡的刚性需求，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很难从身份上完成向城市居民的转变。2016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从源头上改变“儿童进不了城，父母回不去乡”的无奈现实，实现“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目标。

从调查来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是促使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原因，分别有七成以上和九成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带着儿女、老人一起外出。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制造了一群“制度性孤儿”。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到城里为了生活或生存拼命挣钱，争取获得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因为在城市里无根，没有家，飘在城市，无法将子女带进城里留在身边。

至于中国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给出了1亿的说法。宋英辉给出的数据加上了6000多万留守儿童以及3600多万的流动未成年人。其总数占全国3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国3个未成年人中就有1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宋英辉称，这“为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带来很大挑战”。

究其原因，正是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背后所享有的权利失衡和福利落差，致使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缺乏保障，而农民工自身亦面临社保便携性不够、转移接续难等难题，更不用说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民工的制度身份是农民,派出家中的劳动力外出进城务工,以挣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但是,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及融入城市所必需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供给,为此,农民工这种“半城市化”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够完全脱离农村老家,他们的根还是扎在农村。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