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代孕？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

2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报道借一医生之口指出：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可以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评论里一片嘲讽之声。与之前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对代孕行为的排斥，除了代孕一直面临的技术、法律、伦理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新问题。

代孕是否合法，计生法未明确作出规定。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相关条款。

当时就有人提出“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否意味着代孕已经合法?但迄今为止官方口径仍是反对代孕，依据是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面临诸多法律难题、伦理学冲突(比如人体器官能否“商业化”)，确实很难达成共识。但一禁了之是最糟糕的“鸵鸟政策”，因为它无视了不孕不育夫妻和失独家庭的生育权，以及地下代孕市场的混乱。问题就摆在那里，不面对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从这一层面上说，“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会引发群嘲，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全面二孩放开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乐观，“全面二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2016年12月，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适当放开代孕准入”只是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能否进入法律、公共政策层面探讨还有待观察，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为了鼓励生育，不惜抬出祭出最具争议的措施，而不考虑一些本该有所作为的领域。

从限制生育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鼓励生育，这几年风向变化得太快。为鼓励生育，不仅《人民日报》提议为高龄母亲适度放开代孕，就连在春晚上，“鼓励生育”的口号也呼之欲出。

二十几年前，春晚的舞台上，还有《超生游击队》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丑化。到了2016年的春晚，小品《真情永驻》的末尾，主持人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丈夫的表态是“不是争取，而是必须!”“要就要俩，双卡双待!”。大年初一央视一套的《欢乐中国人》栏目，包括安徽十姐妹、深圳四胞胎轮番上台，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鼓励生育是基于现实的人口危机。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但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要想从“只生一个好”再度转换到传统的“多子多福”，需要多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