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重度雾霾继续飘荡在华北上空。12月上旬，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治理雾霾，必须先找出“元凶”。在最近几次重度雾霾期间，环保部组织专家组对雾霾进行实时源解析，结果显示，燃煤排放是华北地区污染的第一大来源;整个华北地区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亿吨，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是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
目前，全国每年消耗大约40亿吨煤，约一半用于发电，一半用于工业燃烧和民用。
近些年来，政府大力推行火电脱硫脱硝除尘，2014年7月更是执行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这甚至严于一些发达国家。在实行严格标准的同时，国家每年为火电投入上千亿元的环保补贴。这些补贴变相的给一些发电厂带来了“补贴收益”。
北京国能中电能源副总裁江浩撰文指出，由于脱硫、脱硝、除尘已有补贴2.7分/千瓦时，这一补贴额度刨除成本后每度电还能有0.5分的收益。
补贴收益也促使国有煤电厂已经掀起了一场“超低排放“改造热潮。
但这股改造热潮带来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2015年6月，环保部通报2014年脱硫、脱硝设施存在突出问题的17家企业。
其实，另外一半20亿吨的工业烧煤、散煤才是治理雾霾的难题。相比于发电用煤，工业用煤以及散煤的投入以及标准却远没有那么受到重视。
“与火电行业相比，工业用煤、散煤燃烧领域的环保政策落实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紧迫。犹如一个木桶，你不去补短板，而不断把长板加长，那是没用的。”专家们指出，超低排放的成本与环境经济效益不适应，可能花了很大的功夫却未必很划算。
千亿治霾资金值不值
治霾，成为了2015年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科达洁能董事长边程不改“大嘴”的形象，在会上直言三大部委不久前出台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方案是“劣币驱逐良币”，对治理雾霾作用甚小。
12月2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为鼓励引导超低排放，12月11日，环保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在2017年、2018年、2020年实现超低排放。即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燃煤电厂力争实现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50 毫克/立方米。
目前我国对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执行环保电价政策。其中，脱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1.5分，脱硝电价为1分，除尘电价为0.2分，累计0.027元/千瓦时。据《华夏时报》报道，2014年国家为此需要补贴火电企业约1126.74亿元。
按照新政策，上马“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将在2.7分/千瓦时的基础上，再加价1分或0.5分/千瓦时。
“只要上了设施，发一度补一度，即便实际上在超标排放都给补，这客观上就给很多企业钻空子赚补贴的空间。”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王志轩向《棱镜》表示。一位环保部官员也对《棱镜》表示，表面上看达标排放增加了燃煤电厂投入，但实际上是赚钱的，因为里面有“猫腻”。
“脱硫脱硝很多钱是白花了，很多工艺都是白花了。”曲睿晶透露，国家提出脱硫脱硝除尘达标排放后，很多企业仓促上装置，有些技术工艺并不成熟，设备寿命短，排放也不达标。
北京国能中电能源副总裁江浩撰文指出，由于脱硫、脱硝、除尘已有补贴2.7分/千瓦时，这一补贴额度刨除成本后每度电还能有0.5分的收益。
上述环保企业的高管也对《棱镜》透露，除了环保电价补贴外，燃煤电厂还有其他的相应补贴，比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之类的补贴。目前而言，企业的脱硫脱硝成本逐渐低于2分，节能减排能挣钱，因此电厂也很乐意做。
“电厂做脱硫脱硝除尘治理实际上是赚钱的，有的毛利甚至能达到50%。现在又要加价1分钱，这不是财政浪费吗?”科达洁能董事长边程对《棱镜》表示，正是看到有利可图，电厂都纷纷投入超低排放。
实际上，在超低排放政策出台之前，国有煤电厂已经掀起了一场“超低排放“的热潮，都提出了明确的改造规划。
2015年年初，神华集团国华电力公司宣布，新建电厂全部实现超低排放，同时在2017年前对大部分已投产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大唐集团也不示弱，截至11月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46台、1551万千瓦，占全部煤电装机容量的17.5%;在“十三五”期间还将安排161台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预估投资165亿元……
王志轩是反对超低排放的代表性人物。他对腾讯财经《棱镜》表示，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空间并不大，然而成本却是巨大的。
截至2015年10月，我国共有火电装机量约9.5亿千瓦。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每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单价100元—150元的数据测算，如果全面推广超低排放，将需要上1000亿元的改造成本。
从100降到20可能只要10块钱，可是从20降到10可能要100块钱。”一位脱硫脱硝设备供应商对《棱镜》表示，超低排放的边际成本较大，很难衡量环境经济效益。
12月27日，在“环境保护’绿坐标’颁奖暨环保创新案例发布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离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基础，谈高标准的环境治理，搞环保大跃进也是不科学的。
目前，我国执行的是于2014年7月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最高排放标准分别是200mg/m3、200mg/m3、30mg/m3。
王志轩还计算出，如果燃煤电厂全部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则对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年排放量分别为367万吨、182万吨、55万吨。如果按照超低排放标准，全国燃煤电厂三项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再削减132万吨左右，其中烟尘量可下降10万吨左右。
“132万吨相对于全国数千万吨计的大气污染物来说，所占比重很小。”王志轩指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判断出，超低排放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相对较小。
那么已经实行了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运行的怎样?
近日，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山东、河北、江苏等地12家宣称达到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电厂进行了调查，在2015年前三季度的排放数据中，每一家都出现了超过超低排放限值的排放行为。其中某一种或多种大气污染物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的时间比率超过其总运行时间1%的有5家燃煤电厂，超过20%的有2家燃煤电厂。
“对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强监管，确保其真实、持续达到超低排放，要防治燃煤电厂以超低排放之名骗取政府补贴的事情发生。”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对《棱镜》表示。
工业燃煤、散煤才是短板
另外一半20亿吨的工业烧煤、散煤才是治理雾霾的难题。
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市的燃煤消耗量约1300万吨，其中常年运行的发电和工业生产消耗是440万吨，剩下的860万吨都被用于冬季供暖，且有一半是被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的平房居民散煤消耗掉。
“每到冬季，在北方地区的农村，每家每户的取暖点起来后，未经任何污染物控制的煤烟排向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何止发电厂的几百倍，上千倍，不发生雾霾是不可能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高级专家曲睿晶对《棱镜》表示，河北省一年烧掉的散煤超过3000万吨，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相当于燃煤电厂消耗15亿吨煤的排放总量。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研究员也认为，燃煤电厂的减排技术已经成熟，关键是抓投资、抓落实;然而，只抓电力，不抓钢铁、发电、建材、化工、民用等其他近50%的非发电用煤是没用的。
实际上，国家对工业燃煤并非放任自如，也制定了相应的排放标准，只是远远低于火电厂的排放标准，而且往往执行不力。“相对于火电来说，冶金、化工、钢铁等工业燃煤的排放标准要低很多。”一位脱硫脱硝设备供应商对《棱镜》说。
一位环保部官员则对《棱镜》透露，根据环保部对钢铁企业进行的全面大排查显示，70%以上都存在超标排污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钢铁企业根本就没有污染治理设施。
辽宁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钢铁企业，年产量为330万吨。其副总经理宋亚庆对《棱镜》表示，近年来国家对钢铁行业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公司的环保设备投入已经6亿多元，“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出，到发改委申报过，但是没有获批。”
相较于工业燃煤和民用散煤领域的“窘迫”，燃煤电厂则获得了动辄上千亿的财政支持。然而这些补贴大多流入了五大国有发电集团的口袋。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2年初《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公布后，国内迅速成立了数百家脱硫脱硝公司。作为被改造主体的五大发电集团也相继成立相关服务公司，如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有限公司、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
事实上，五大国有发电集团旗下的燃煤电厂脱硫脱销除尘的改造工程“内部消化”早已不是业内秘密。
桑德集团总裁文一波在2015年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对《棱镜》表示，国企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开放程度并不高，五大发电集团都有自己的脱硫脱硝处理公司，虽然表面上会进行招投标，但是经常暗设门槛，让属下的公司中标。
“脱硫脱硝的财政补贴大都被国有发电集团拿掉了，相当于从左手换到右手，而发电集团又内部消化了，这就是一个内部游戏。”边程认为，财政资金应倾斜于治污相对落后的工业燃煤和散煤领域。
以陶瓷行业为例。该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治理措施相对单一，达标企业不足20%：对于除尘治理，主要采用旋风收尘、布袋除尘或水浴除尘;对于脱硝治理，很多企业没有采用脱硝措施，仅少部分企业进行了简易的SNCR脱硝;对于脱硫治理，主要以双碱法进行脱硫，少部分企业采用石灰(石)—石膏法;对于重金属、氟化物及氯化物等污染物，则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措施。
近日，工信部赛迪智库向工信部提交《加快工业领域散煤清洁气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建议》，指出我国“富煤、少气”，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尤其是工业领域散煤清洁高效利用是现阶段解决我国资源环境制约问题的关键。
“与火电行业相比，工业用煤、散煤燃烧领域的环保政策落实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紧迫。犹如一个木桶，你不去补短板，而不断把长板加长，那是没用的。”上述环保企业的高管对《棱镜》说。
国电环保研究院副院长朱法华也指出，“十三五”期间需开拓新的约束性指标减排重点行业;在所有燃煤电厂都可以达标排放的情况下，如果“十三五”期间全国污染物减排仍以电力行业为重点的话，减排效果会很不理想。
警惕火电的“逆扩张”
与我国相反，发达国家正在取消对煤电的政府补贴。
2015年11月1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34个成员国将减少燃煤发电厂的政府投入，逐步合理化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根据协议，美国将限制对出口燃煤发电厂技术的补贴，将使政府对煤炭项目的融资减少85%。
实际上，在加大燃煤电厂补贴的同时，煤价下跌也导致火电成本在下降，这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火电项目落地投产。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火电项目新投产2343万千瓦，同比增幅高达55%;除了已投产外，各地已获得路条的火电规模约为2亿千瓦。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全球已经有大约1200项燃煤发电厂的建设提案被提出，其中超过四分之三在中国和印度。
“目前已核准和发路条的火电项目的发电能力已超过‘十三五’新增电力需求。”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何勇健近日撰文警告，如放任这些火电项目全部在“十三五”建成投产，则2020年火电将达到13亿千瓦，比2015年增加3亿千瓦，火电过剩会非常严重。
科达洁能董事长边程认为，对火电的过多补贴是“劣币驱逐良币”，是对新能源、新节能环保技术的不公平，更不是治理雾霾的好“药方”。
目前，燃煤发电上网电价为0.3-0.4元/千瓦时，远低于天然气发电0.8/千瓦时左右的上网电价。
上述环保企业的高管指出，新能源刚开始发展时产量较少，不具备规模优势，使得其成本远远大于现有的市场价格。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给予适当的财税支持，使得其能够存活下来。但事实上，国家却把大量的财税支持给予了传统的火电行业。
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据环保部的统计，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的环保措施大部分都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硝、强化尾气排放等;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的问题，就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柴发合对《棱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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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景建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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