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90后大学生返乡种地 不止种地这么简单

90后惠安小伙杨耿，2012年辞职种地，希望以立体种植模式做生态农业

徐贵川算了笔账，一亩地挣1000元，如果能有100亩，一年能挣10万元

杨耿希望摸索出无公害的立体栽培模式，并通过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曾几何时，农村改革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全国打工大潮中。笔者家乡也被卷入这一潮流中载沉载浮。每个年后，看得最多的是爷爷奶奶抱住嚎啕大哭的孙子孙女，与扛着行李的儿子儿媳挥手泪别的场景。

然而2005年前后，潮流渐渐逆转。村里有几户人家从外面学来了反季节大棚西瓜的种植技术，并试种成功，经过几年推广，打开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销路。看到在家种地收入增长，纷纷有外出的人们返乡重操旧业。“种地收入不比打工差。”他们说。

重返农村种地去

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为这样的念想，四川小伙罗强携妻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这本不是新闻。被这个决定激怒的罗父，先是三个月冷战，后来向派出所申请分户口单过，甚至一度威逼要断绝父子关系！

“返乡种地”才这样尴尬地被推上了全国热点新闻榜。

面对儿子的种种规划，老农民罗父只是摇头，“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说白了还不是种地。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返乡探路并不是罗强一个人的“冲动”，泉州也有不少年轻小伙在尝试。对于返乡种地，老一辈人的不支持是一方面，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碍更是现实。

比如，各种新闻都报道过“农村土地集中流转”政策，可各地各村面对不同标准；比如，农忙了要雇人，能找到的多数是目不识丁的老农民，科技化、机械化、精选、识别都难推展；比如，即便把农业搬上了互联网，农村基础差，物流怎么解决？观光农业做好了，游客怎么来？

更纠结的是下一代的教育。农村小学撤并校多了，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自己返乡种地，孩子上哪儿读书呢？

“人和地”是三农的核心，返乡种地，必然面临“地怎么把人留下来、人怎么让地活起来”的双向思考。

泉州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让更多公共资源下沉，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职业培训、应急救助、产业补贴等，提升农村基层百姓的幸福获得感。

返乡种地，你怎么看？

不顾父母反对 90后大学生辞职种地

今年春节过后，31岁的徐贵川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老妈不接他的电话了！

原因说起来也挺尴尬：他回村里找乡亲们租田的事，被老妈发现了。他今年准备大干一场，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阻力竟然是老妈。之前，他关了在晋江经营得还不错的食杂店，回到德化农村种地，费心费力折腾一年多，却没有如意想中那样挣到钱。

在城里打拼了9年，他慢慢看到，如果将那些撂荒的没人耕种的土地集中起来种菜，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只是，他没有想到，种地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面临的资金和技术压力竟然那么大。

回到土地

1985年出生的徐贵川，2001年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帮忙种蘑菇。“那时候，蘑菇好卖啊！在田里搭个棚，勤快点，总是能挣到钱的！”当时，村里人还是挺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大人都只有40岁左右，有大量的地要种，约束着初中毕业的孩子。

田园生活很辛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好景不长，在他20岁那年，一向强壮的父亲查出癌症晚期，“最终没能扛过来，家里的主心骨，一下就没了！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今已为人父的徐贵川，对此深信不疑。

母亲绑不住他外出的梦想和手脚。2005年，他和哥哥一起到福州一家电机厂打工，每个月600元，干了一段时间，没订单，转去当保安；2006 年，他和哥哥一起到泉州的一家鞋服厂，每个月1000多元，干了一段时间，受不了流水线的无聊枯燥；2008年，转战厦门同安，流动摆摊卖烧烤，最终不了 了之。

2010年，娶老婆成家，终于转运了，他在晋江乌桥头附近开了一家食杂店，4年下来，不仅把家里的债还清，还剩下好几万元。“这几万块钱，现在都投到田里去了，手上就剩下一点流动的。”

他渐渐发现，跟食杂店比，乡下的田地太广阔了，他喜欢。到处都是没人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中起来种菜，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

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徐贵川关了食杂店，返回德化农村找田种。

和徐贵川一样，1992年出生的惠安人杨耿也在城里打拼一段时间后，瞄准了土地。他学的是机械，2011年大学毕业后，在福州马尾的一家造船厂上班， “当时在工厂附近，有许多当地农民在种菜，没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聊天，发现种菜挺不错的”。他发现，如今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菜农文化程度不高，主要凭经 验，如果自己能自学到更好的种植技术，完全可以比他们种得更好。他通过书本自学，很快就上手了。

2012年夏天，杨耿经过几番思索，决定辞去工作，在福州跟农民租地，“当时，我和女朋友还没有结婚，两个人就租了10多亩的地种蔬菜”。

没那么简单

两个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种地会遇到那么多困难。

2014年底，徐贵川找遍了德化县城周边，却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地，要么太小，要么不租，要么都是深水田。

直到春节过后，有人跟他说下寮村有片地还可以，他几经周折，兴冲冲把合同签了，再去仔细量地，却傻眼了：合同签了9亩地，其中有2亩是深水田种不了菜，还有各种狭小的边角地大约1亩，实际只有6亩。

这是他租下的第一片地，尽管不如意，但总是有了盼头。听说西瓜市场不错，他第一季就种西瓜，本来可以种2500株，担心太密，只种了1600 株，几乎折损一半，幸好丰收了，请人做点小广告，到田里摘西瓜，一斤1.5元，比批发价高5毛钱，还是供不应求，卖了一万多斤。可惜，甜头没有尝多久，等 着最后几天，下雨了，西瓜烂了一地，他站在瓜棚里，差点哭出来。最后算总账，投入一万多元，收入一万多元，不算夫妻俩卖命干活，不亏不挣。

而说起在福州的创业艰辛，杨耿只是轻描淡写，“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蔬菜都死了，价格好但是没菜卖。而天气好的时候，大丰收但是菜卖不出去，价格波动 大”。差不多坚持了一年多，最终父母让他回泉州，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杨耿结婚生子，但扎根土地创业的想法，并没有打退堂鼓。

去年，他在惠安聚龙小镇生态采摘园承包了十来亩地种黑皮甘蔗，投资了10万多元，原本估算每亩能赚一万多元。不过，与许多成功励志故事的结局不同，他再次失败了。

去年底，眼看要丰收却遇上寒潮，甘蔗还没来得及收成，就几乎全被风雨吹倒了。如果不能及时卖掉，甘蔗会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杨耿向海都报求助，希望以2元/根的价格，请大家去田里现砍，因此收回了一点本钱。

寒潮也同样毁掉了徐贵川的努力。“差一点我就发财了！差一点！”他愤愤地拔起一株荷兰豆，扔向远方。今年春节，德化的荷兰豆一斤涨到30元左右。他种的 荷兰豆却因为没有大棚保护，全冻死了，等天气转暖，再也长不起来。这意味着，投入的种子、肥料加上人工，5000多元，全都打了水漂。

在荷兰豆之前，徐贵川还种了一季香葱，想种密一点，还有稻草盖住保暖，结果全死光了。“我是真的不懂种地啊！”

谁来种地

问题到底出在哪？初学种地的徐贵川不懂，难道请来的农民也不懂？“我懂的，他们不懂；他们懂的，我不懂；我们都懂的，却没办法。”这些看似绕口令的话，从徐贵川嘴里说出来，却满满都是经验和教训。

徐贵川想种西瓜，但是对大多数当地农民来说，西瓜除了电视里看到，偶尔吃上一片，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本来能种2500株，实际只种了1600株。

当地农民习惯用稻草盖住保暖，但是对徐贵川来说，稻草能不能遮盖、遮盖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一整片的香葱，全都被稻草给捂死了。

最奇葩的就是这些地，现在还长着荷兰豆苗，但是普遍没有深沟，所有的田垅都很低，这样种菜怎么能长得好呢？“我也知道啊！但是，能请来帮忙种地的，都是 50多岁的人，体力跟不上！”徐贵川说，起垅是个力气活，他自己干半天就直不起腰，请来的老农，隔着10来米，都能听见呼吸像拉风箱，每天给 120元工钱，还要管饭。

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准确说，应该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德化来说，人口向县城及周边聚集，空巢村 和老人村见不到青壮年，请不到身强体壮的人种地，也不奇怪。“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没办法。”他说，在县城周边，那些还没有被征用的土地，还是 有人种的，但是面积都不大，主要就是请不到人帮忙。

坚信未来

折腾了一年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徐贵川站在十字路口，差一点就放弃，但是老婆却认为值得坚持下去：吃菜的人那么多，种菜的不会饿死，而且已经交了这么多学费，不能白扔了。

按照他们夫妻俩的账本，一亩地一年挣3000元应该不难，随着面积增加和管理成本摊薄，至少一亩1000元还是可以的，如果能有100亩地，夫妻俩一年 能挣10万元，必然辛苦，但也值得。对他们来说，第一个考验就是100亩地不是那么好租到的。“首先必须要离县城不远，超过10公里就不划算。农村种菜， 只能卖给城里人。除非村委会出面，否则很难。”他说，离县城近的村，架势大还很势利：有个村主任听说他要租地，电话里很热情，但一见他骑摩托车来的，马上 就爱理不理，很快就谈崩了。

“我看了各级政策的新闻报道，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但有一点，无利不起早，如果能明确一些收费标准，相信村委会的积极性会更高。”自从买了面包车，他遇到的冷脸就少了，加上随身备着中华烟，很少不欢而散。

徐贵川忙着找地，而在一个多月前，杨耿带着卖甘蔗收回的钱，从泉州到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他找到了一片农场，距离角美镇区不到3公里，距离厦门海沧不 到10公里。作为厦漳同城化的“桥头堡”，角美已成为漳州的次中心城区。农场此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合伙人黄先生也有心在农业上创业，大家一拍即合。他 瞄上的是生态农业，这是国家主推的，团队也不错，简单说，就是跟着政府主导的方向走，跟着大众需求的导向走。

农场合作人黄先生拿出一张图纸，这里规划了数十亩土地未来的蓝田，涉及观光、种植、垂钓等数十个项目，他希望杨耿在种植项目上发挥特长，“一个90后能在田里看到未来，并扎根，这让我很感动”。

根据分工，杨耿近期必须得拿出种植的规划书，包括每一块地要种植什么、怎么种植，并做出相应的预算。杨耿的想法是立体种植模式，进行生态种植。他学习农 业技术的时候，结识了一些以色列的朋友，以色列的许多技术值得学习。他说，目前许多农民盲目使用农药，导致果蔬农药残留严重。他说，生态种植应该采用更先 进的技术，比如使用主要由植物提取的生物制剂对抗病虫害。

“我们城市的居民都渴望吃到无公害又价格低廉的果蔬，这一定需要科学种植”。他指着一片草莓园说，近期打算发展起立体栽培，到时候亩产量会提高很多，而且完全是无公害的，每批果蔬都会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公开检测结果，在田间搭建起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未来，他梦想着在这里摸索建立一套成熟的模式，然后向全国推广。他坚定地认为，农业大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徐贵川也认为，农业在未来前景光明。去年，有农业企业进入德化，此前也已有当地陶瓷企业投资设施农业，规模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不管是规模还是投资，徐 贵川的个体农业，犹如蚂蚁和大象，“稍微大一点的农场，我都去看过，肯定能挣钱。”他说，大公司的目标都是盯着几百亩、几千亩土地，很多从农村来、想回农 村去的年轻农民，却能盘活散落乡村的几亩、几十亩土地，种田技术要改变靠天吃饭，更希望能够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重返农村 不止是种地问题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句话流传至今：无农不稳。现在的田野，一些年轻的个体农民在探路返乡，一些民营资本也正大举进入。

“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政府要千方百计保住耕地红线，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把地种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能够迅速、足额换成真金白银。”泉州市政协委员、市委讲师团团长朱林果分析，“谁来种田”这个问题，当前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但田野的希望一直都在。

忙时为农闲为工

“太没出息了！读了那么多年书，到外面去了那么多年，却要回村里种田！”徐贵川的母亲可谓失望至极，面对落荒而逃的儿子，她选择用不接电话表达怨气。

但是，老人家也不得不承认，在外面打工几年，儿子也没攒下什么钱，还得跟老婆孩子分开。村里早就没了小学，孙子在县城的幼儿园读书，如果儿子还到外地打工，她也无法把孙子照顾好。种田也就在农忙时早出晚归，住在家，至少不用租房子，省了好大一笔开销。

在大城关发展战略持续多年后，德化县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公办小学足以接收从农村会聚而来的适龄儿童；村小学被并校，但村里的地都有人种，只是农忙当农民、农闲当工人。“种的地少了，边远的不种，就近的好地，足够一年吃的米和菜，也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种田的人没有变，只是很多成了雇工。“一天至少100块钱，这还是很丰厚的，比洗盘子赚得多。”今年已经63岁的黄小英，在县城餐馆帮工，时不时就会有人拉着出工，大多是割稻谷、摘水果、采茶叶等轻农活，“挖地、挑担等重活，一天200多块钱，想要赚，但已经没那个身体了。”

老农民“不会种地”

“三年前，我还挑得起100斤，现在已经不行了。”作为“还算年轻”的一员，58岁的林丽花觉得自己已经不会种地了：有些请她的农场，种子、肥料、包装袋等东西，还打上了英文字母，种类繁多，“分不清楚了，以前就那几样，用鼻子一闻，就知道了。”

去年，林丽花帮人种了一片西瓜，这完全突破了她的认知：一直都种水稻、地瓜的田地，能种西瓜吗？她像种地瓜一样种西瓜，然后被年轻的东家纠正了两三天，好在最后收成不错，东家高兴，请工人吃瓜，“我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多西瓜！有人还拉肚子了！”

作为一个老农民，被人说不会种地，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今时不同往日，“地里的东西，只要你能种出来，就不愁卖不掉，尤其是当季的蔬菜。”报酬也是丰厚的，农忙抢收的时候一天120元是基本的，午饭和晚饭有肉是必需的，男性工人还要发烟，晚饭得管点小酒，“虽然我们年纪大，但很难找到比我们年轻的。”64岁的寇猛算了笔账：现在农忙给人打工一星期，半年的烟酒就不愁了。

返乡就业机会多了

从田野里“挖金”的人不见得少。小的，如黄耿、徐贵川等年轻农民的个体返乡探路；大的，则是以农业投资公司的巨额资本，最经典的莫过于成片的大棚。

3年前的初春，一个大型的钢结构“鸟巢”温室在永春县五里街镇现身，作为现代农业示范区，占地5亩多；1年前的初春，200多亩温室大棚在永春县岵山镇龙阁村出现，这是道畋农业的试水；今年春天，道畋农业已经在德化流转了1200多亩土地，大举进军现代山地农业。

“下个月，我们的基地将达到3000亩。”福建道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源告诉海都记者，整个福建都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大规模土地流转，都是好几个村连在一起。这样连片种植，约雇了100个农民，雇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年纪偏大，基本都在60岁左右；二是文化水平偏低，选种、精细采摘、机械操作等做不到位。

“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多了，返乡找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说，尽管具体到一个县、一个乡，比例不会很高，但会带来的变化确实巨大的：相比1955年左右出生的老农民，1980年出生的农民工大多数初中毕业，他们的学习、操作能力，将更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

不止种地这么简单

每年中央关于三农的文件一出台，朱林果都第一时间学习，更多关注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执行的效果、政策需要改进的地方。“三农的核心，就是人和地。政府要发挥作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至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要交给市场去解决。”

过去三十多年，大量农民涌进城里，村里的地，经历了自己种、租人种、送人种、没人种等阶段，就是因为在土地上已经看不到希望；现在很多在城里打工的农民，突然发现一斤米要三五元、一斤菜要十来元，想起老家送人或撂荒的地，重燃希望很正常。

但是，要维护这种希望并让他们回去把地种起来，并不容易。“关键是要农民能感受到有实惠，例如大人有地种、小孩有书读、病了有人医等真正实惠的地方。”她曾对中心市区周边大片菜地进行调研，发现很多承包人是外地的，选择城市近郊来种菜，除了距离市场更近、更好卖，距离学校、医院、商场、公园等生活必须场所近，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泉州市“十三五规划”更提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让更多公共资源下沉，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职业培训、应急救助、产业补贴等，提升农村基层百姓的幸福获得感。

朱林果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这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也解决了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不仅仅城市经济正在发生激烈变化，农村也是如此。随着城市资源不断流入农村，近年来农村也呈现了景象：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较为普遍;农村家庭生猪散养急剧减少;乡村公路普遍硬化之后，小汽车正在加速进入农村;城市里的广场舞也在一些农村地区流行起来;养老院床铺供不应求;在偏远的云南山区，农民甚至也开始购买口粮，而不是种粮。同时，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转移到一些农村地区。

缺乏组织的小农们能在市场浪潮里牢牢把握并延续自己的新选择么?市场的波动会不会把这些年轻人再次抛回背井离乡的洪流中?或许，现在回答这些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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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