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靓颖婚姻事件：以公开信释放私人积怨

曹云金的公开信风波刚刚过去，近日，张靓颖母亲的公开信又成为了媒体热点。闹了几日之后，事情又出现了反转，冯轲与张妈妈火速和解。10月11日，在张靓颖的生日会上，三人其乐融融同台留影。

关于这场用公开信“互撕”的争论，各类评论已经很多，大多围绕着母女关系、人情关系中的情感依附、控制与独立。我们今天则想跟大家聊聊“公开信”这件事儿。以前媒体好不容易跟踪挖掘才拿到的爆料，现在却无需大费周章。各种事件，新闻当事人自己就能动手写出高水准公开信，前因后果，细枝末节，财产明细，全都被公之于世。

公开信的功用是什么?其中所写的私人话语，家事纠纷，其实本不应该出现在公共讨论的领域;当它错误地出现在公开信中后，它带来的后果也是复杂的。

这些公开信，本来出于维护权益，呼吁公正，保护儿女幸福等目的，但结果却发现，公开信带来的往往只有伤害。这场迅速开撕、又迅速和解的公开信风波，恰恰令我们看到，利用公开信寻求私人感情领域的真相与正义，实际并无多少正面意义。

公开信阵地的堕落

俗话说，“家丑不外扬”。对家庭或团体内部的纷争丑闻，以前的人大多采取内部处理的方式，外人想要获知信息非常困难。在《傲慢与偏见》里，韦翰可谓是个骗财骗色的恶棍，拐走了班纳特夫人的小女儿，但也不见班纳特夫人写公开信抨击，这会直接损毁女儿的名誉，所有人都希望这件事能私下解决。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冲突直接以一封“公开信”呈现在公众眼前，是非曲直，由人分说。这次，张靓颖母亲更是在女儿婚讯时抛出一封公开信，直接对冯轲开撕。一时间，有人说张靓颖母亲是情感绑架，有人说冯轲是纯粹谋取利益的骗子。但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些对亲友造成伤害的纠纷一定要用公开信发表，要在公众媒体的视线内分崩决裂。

本来，这并不是公开信的功能。

10月11日，张靓颖生日会上，冯轲与张妈妈开心同台，疑似在经过“公开信”争论后和解。

谈到公开信，我会有点怀念中国的近代。那时的公开信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名人公开信截然不同：媒介不同，效应不同，圈子也不一样。写公开信的基本都是文艺大家，他们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公开信，风格各异，有表达质疑的，也有引发论战的。那时的公开信非常精彩好看，有点像今天的互撕，但出发点是思想观念的不同，有什么分歧，什么争端，都拿出来在公共讨论中辩个明白。

作为写公开信发动公共论战的佼佼者，鲁迅先生几乎和同时代的所有大家撕过。他在《题未定草(七)》中公开抨击朱光潜的“静穆美学观”;因为《庄子》和《文选》这两部书的争论而在《扑空》中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他还骂过泰戈尔是亡国奴。而最为著名的，恐怕还是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双方你来我往，论战了好几年，从文艺创作到文学理论到教育再到政治观念，几乎只要能产生话题的地方两个人都在打架。在骂战的过程中，双方却不乏真知灼见。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而李泽厚更是通过对朱光潜的公开批判、论战，一步步开创了自己的美学学说，发扬美是客观属性的观点，自成一派。

可以说，这才是公开信的真正功用。把需要调动公众去关注、认知、思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公共讨论的领域，让不同观点的人自由发表意见。虽然当时写公开信的人情绪也十分激昂，鲁迅也骂梁实秋，骂郭沫若，但双方都光明正大，这些公开的文章一不牵涉个人私密，二不涉及经济纠纷，论战双方纯粹由于思想分歧而成为势如水火的两派。这种观点的激烈论战促使了社会整体的思考，人们不仅仅是围观者，同时也是思想交锋的参与者，在争论中逐渐形成有价值的现代共识。

现在，这个圈子的公开信渐渐沉寂下去，文人间的语言越来越亲切和谐，鲜有争论。

公开信的阵地也转移到了一个不太合适的领域：私家纷争。从文艺界转移到娱乐圈，公开信渐渐堕落成供大众围观看戏的演说秀。个人私事，经济纠纷，这些本来不属于公共讨论的范畴，现在却成为一封又一封公开信的主题。公开信不再是思想论战的展览，而沦为表达私欲的工具。

情感外表下的控制私欲

张靓颖母亲的公开信，全文看似透着一股母爱的关怀与保护，处处为女儿着想，也陈说了许多母女二人的艰辛历史。毫无疑问，是张妈妈日复一日辛苦工作，将女儿独立养大。但这也成为情感依附的资本。在张靓颖母亲的眼里，照顾女儿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天性的职责，而开始转为精神控制。像很多家庭的父母所想的一样，她希望子女能永远呆在自己的保护下，希望自己永远是子女不得不依赖的重要部分。当他们感到自己的控制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想办法维护自己的地位。

这很像耶利内克的小说《钢琴教师》。小说中就以变态化的笔法刻画了一对母女关系。主人公埃里克的母亲近乎病态地控制着女儿的一切，她必须和母亲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她不能拥有自己心仪的服装和鞋子。当她喜欢上男学生克雷默尔后，母亲开始疯狂地争夺女儿的控制权，要将女儿完全永远地据为己有。

这是一种否认成长的目光。他们永远把自己的子女看做童年期的子女，并认为童年的依赖关系将会在子女未来的人生中永存，父母和子女从各方面都是不可脔割的共生体，而否认了个体的脱离与独立。

《钢琴教师》

个体脱离父母，形成独自自由的存在，便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

在这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一切处境都是“我”的处境，成长为独立的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也有能力承担世界的责任与后果。这是纯粹的我与世界的关系，而没有他者的介入。父母的控制在这个时候也应该理性地退出。张靓颖和每一个走向独立的人一样，她有能力自为地做出选择，也有能力承担选择的后果。这是一个人成长的历程。否则，成长与独立只是他人为你构建的虚无假象。

张妈妈的公开信，如果把自己合同纠纷的部分去掉，看起来就是一个十分害怕孩子由于缺乏人生经验而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吃亏的母亲。出于母性为子女担忧，这谁都可以理解，但在如何插手的问题上，张妈妈无疑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她几乎是以生拉硬扯的方式阻止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同时，这个行为有一个很好的遮掩布，那就是母女间的亲情与关心。

“作为母亲，我真的不能看着我的女儿以后悔恨交加，哪怕女儿可能因此记恨我。”张妈妈依然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代替女儿做出选择，介入女儿的世界。似乎，只要站在为女儿好的出发点上，所有行为就都是顺理成章。情感联系捆绑了所有的行为，借助着母女间的情感资本，母亲成功地控制了女儿的自由。

以公开信释放私人积怨

张母的公开信，所控诉的并非是冯轲的某一件事，而是宣泄了多年来的不睦和积怨。在矶崎宪一郎的小说《最后的居所》中，丈夫总是不解为何妻子的脸上长期带着疲惫泄气的神情和冷漠的敌意，两个人变得越来越陌生、敌对。妻子则冷淡地回答他：“我这怨气又不是新近才有的。”正是日积月累的怨气渐渐积聚，才导致了无法调节的僵局。

这些积怨很难避免，也通常难以化解，因为在其中除了财产与人身利益之外，人情所要表达控诉的部分还要更多，它们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解决范围。以张靓颖母亲和冯轲为例，日常就存在着很多不睦的因素，如公开信中所言，“经过了十三年的观察”。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人情范围内的摩擦没有任何可以判决的程序，它们往往是一件又一件小事，看起来既没有实质性的人身伤害，也不造成利益损失。但正是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损害着某个人的情感与自尊，这些无法宣诉的事情不断叠加，终于在公开信里找到了一吐为快的途径。

公开信内对私人生活的披露，依然不属于法律解决的范围，但它却在围观的公众里找到了隐形的法院。

《最后的居所》

这让我想到不久前的曹云金。也是一封公开信，洋洋洒洒，几乎把多年来压抑的积怨全都发泄了出来。张妈妈也是，把对冯轲的不满和敌对全都用公开信表达出来。

这种行为和日常朋友圈的宣泄互撕没有本质区别，心理机制都是一样的;人们哭诉自己多年的不幸，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和同情。所以，财产纠纷纵然是导火索，但后面那个炸药包里填充的，则正是积年累月、无处解决的不满与愤懑。公开信，是它们的集中爆发。尽管，它解决不了什么。正如一个失恋的人，痛骂一顿，恋情并不会因此复原。家庭亦是如此。

事情无法解决，破裂的无法复原。同样，在公众间寻求的公理和正义也不会到来。

他们都将自己视作被侮辱与损害的一方，在无法寻求合理解决后，便转向公众寻求“真理与正义”。而这种“真理与正义”来自于隐形的公众法院，多样性极大;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公众都会对事情表达不同的观点。实际上这无关真理，无关正义，只要公众能够站在自己的一方，那就是公开信的胜利。这时，对积怨对象的控诉、不满已经占据了公开信的所有内容，也占据了写信人的心智;女儿的尊严，自由，都被抛置一旁。

现代社会，想要找到纯粹立足于思想观点的，不涉名利之争的公开信已经不太可能。它们鲜有作者，也鲜有读者。公开信已经摇身变成名人消费的原材料，而在应有的文化功能上，则越来越退化。

名人们几乎不会再为了观念而互撕，一旦撕起来，其动因几乎都是财产纠纷，名誉质疑，外加人身攻击。在公共讨论领域，公开信也不再像曾经那样提供新鲜的知识观点，而是提供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私人恩怨。写信的人也不再考虑公共讨论，而纯粹陷入自己的情绪宣泄。公开信也就此沦为表达私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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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孟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