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歌舞伎町的中国人 要在日本参选议员

东京歌舞伎町的中国人 要在日本参选议员

“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54岁的李小牧，不无自豪地告诉凤凰网。

他原籍湖南，27岁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当“案内人”，为客人介绍餐厅、风月场所。27年后的今天，他入了籍，参选东京市新宿区区议员。

他在日本早已是名人，在中国也名气不小。“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这是他的名言。“性事”和“政治”，在日语中发音是相同的。

“可以说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他坚信如此。

每天例牌是做“街头演讲”

凌晨四点多才刚发过微信的李小牧，在上午八点时说：“我刚做完街头演讲回来。”

做街头演讲，已成了他现在每天的例牌。

“我现在有时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说，自己当天六点五十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达车站现场做“街头演讲”，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往往还要接受媒体采访……

做“街头演讲”，要把新宿的每个车站都跑遍，而且同一个车站要去几次。“早上我把他(选民)送上车，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说辛苦了，等第二天早上再看到我，他就记住了。”

李小牧再三强调说，他现在不叫“选举活动”或者“拉票”，只能叫“政治活动”。因为当地法律规定，只有选举前一周才能进行“选举拉票”，对李小牧来说，就是4月19-25日;在此之前，只能进行“政治活动”：“现在我只是让人家认识”。

对这种名义上的“政治活动”，李小牧的理解是：“当然是与选举有关，但就像在日本不能赌博，但可以打弹子机，就是一种变相。现在到大街上去拜票，(让大家)投我一票，那是违法的，所以我现在只能到当地讲我的政治纲领，我是哪个党的，我叫什么名字，准备做什么。”

李小牧的政纲有四条：首先，从现在开始在新宿区培育较为专业的在日外国人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从新宿做起加强在日204万外国人的防灾教育。其次，提高饮食服务行业及风俗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增添他们应得的社会福利。再次，在新宿区政府机关增设“国际课”;把新宿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把世界的信息让区民方便得知。最后，让区内占11%的外国居民与日本居民能够“真正交流”，而不是各自为阵;把新宿建设成“都中之都”的国际大都会。

被问到“是否会为日籍华人争福利”，李小牧的回答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不能只为某一部分人争福利，而应该为整个社区争福利。”

“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

参选议员的想法，源于李小牧去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当“歌舞伎町的政治家”，“要当性事家，也要当政治家，而这两个词在日语里发音是一样的”。民主党前党魁海江田万里之前就看过不少李小牧的专栏，当他看到这篇文章后，就约见了李小牧，劝他入籍、参选。6月，李小牧递交了入籍申请;终于在今年2月完成了“归化”。

“参选对我个人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李小牧声称，参选是为了完成“爸爸的梦想”：“当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去造反，搞政治活动。结果最后他变成罪人，进了监狱，成了造反派头目，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参选，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理想。作为一个在色情场所工作20多年的人，能够出书出名，还能走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但我做到了。”

他形容自己的竞选是“难上加难”：出钱出力，白天黑夜，风雨无阻……而且最近正是花粉飘飞的季节，眼泪、鼻涕禁不住地往外流，还得戴口罩。

更难的是，家人并不支持。“我老婆都要跟我离婚，她不愿意，好不容易赚的这笔钱，全赔在这里面。她就是想开个餐馆，过点安定日子，没想到我要大张旗鼓，她认为我要出风头，要出名。”

李小牧承认自己是要“出风头”、“出名”。“这证明了我在日本27年的价值。但是我喜欢这里，特别喜欢歌舞伎町，因为它培养、接受、启发了我，给了我更多人生的财富，我来这儿没有来错。尽管我很累，嗓子都哑了，但是我非常开心——我用自己27年的经验，证明我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到日本27年后，54岁的他第一次有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他无比珍视。

这场选举，他当然想赢。但他并没有改用日本名。华裔身份对参选有多大影响?“比正常日本人难上十倍”，李小牧如此形容，“就是昨天，有个选民就对我转过背去，叫我‘滚回去’。他不知道我已经归化了，跟他一样是同胞了。”

谈到选举的“胜算”，李小牧说只有50%。华裔身份，再加上胜算不高的民主党背景，“能不能当上，我现在没有把握。但我会尽200%的全力。失败了下次接着来。”

他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我在中国做不到，我来日本27年以后才做到的事情。”

在李小牧看来，近十年，中国强大了，但参与日本政坛的华裔却寥寥无几。他的理解是：“因为中国抗日，砸日本车，中日关系紧张。”

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官方，也体现在民间。根据日本法务省提供的数据，自2011年以来，每年“归化”为日本籍的中国人数直线下降，每年只有30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每年“归化”的中国人都在4000人以上。

在这种微妙时期，李小牧作为一个华裔来竞选，他自觉“已经很勇敢”。

“我是歌舞伎町的人”

在各种场合，李小牧都强调自己是“歌舞伎町的人”。

“歌舞伎町是合法的欢乐街、不夜城，我在这里接触了各路人马，学习到了无数东西。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环境下学不到的。在公司或者在政府机关里，你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人。从叫花子、普通工人、公务员到政治家，都来这里喝酒。我在这里摸爬滚打二十多年，歌舞伎町是我的学校，是我学不完的社会大学。”

歌舞伎町让他学到哪些技能，可以用于参选呢?李小牧的答案是：“学会了怎样把自己卖出去”;“怎样用语言魅力让人家认识你”;还有“人不能分高低贵贱，没有这种差别，只要是人都要尊重。”

对“歌舞伎町”，他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里被称为东京最大的“红灯区”，只有0.5平方公里，却云集着不下5000家的剧场、电影院、游戏场、俱乐部、夜总会、酒吧、咖啡店、宾馆和各种饮食店。

1988年，当年27岁的他，到日本后一下飞机，就住在歌舞伎町。一个星期后，他开始帮着打扫卫生，清扫避孕套、洗厕所，一个小时能挣600日元。后来，他发现，做“案内人”十分钟就可以拿到1000元小费，而且是合法的。

“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对做“案内人”的原因，李小牧毫不避讳。

如今，他已经把“案内人”做成了自己的招牌和名片，“网络上一输入歌舞伎町、案内人，就是我的名字”，他把这看成一种荣誉。

但他不喜欢别人称自己为“皮条客”：“案内人是夜间导游，介绍客人到餐厅、风月场所，收取佣金，是合法的;而皮条客是自己养小姐，再把她卖出去。如果我从事的是这样非法的事情，怎么可能入籍呢?又怎么可能有政党推荐我参选呢?”

至于有人说他有“黑道背景”，李小牧直接否认：“我根本没有黑过，我在日本所有干的都是合法的，我不是从黑转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入籍前，日本法务省对他进行了七个月的严格审查，“证明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

李小牧共结过六次婚;有三个儿子。其中第三任日本太太生下来的是日本知名的童星日向滉一，今年已20岁，是李小牧参选最主要的帮手。

在他的网易博客中，李小牧也谈到自己的大儿子，直言他“眉眼身型，没半点我的影子，二十多年后，通过DNA证实，大儿子的确不是我的”。像这样的事情，一般中国男人会绝少在公开场合提到;而李小牧说，自己主动提起，是因为之前的书里都写过，要“向社会有个交代”。

李小牧说，大儿子今年已经23岁，在中国国内，“还是叫我爸爸”，而他也觉得“只要他叫我爸爸就当他爸爸，只要他没找到爸爸之前我就是他爸爸。小孩是很可怜的。”

在歌舞伎町混了二十多年，他直言：“可以讲我就是脸皮厚的人，或者我就是把自己尊严先放下去，等我得到了社会承认，我的尊严自然会回来。我以前站在大街上做案内人，日本人和日本警察为什么能承认我?为什么能让我出16本书、同时一周写六个专栏?……我不会讲理论，我小学毕业，初中只读了一年，我也不会谈党八股。”

“不会谈党八股”的李小牧，在日本写了十年专栏，在美国新闻周刊的日文版、在中国国内的《南方都市报》都有专栏。他说自己就是要“不断地表达”。他写专栏、办侨报、出书，“讲我在歌舞伎町连日本人都看不到的东西”;“走一条从案内人到媒体人、从媒体人到政治家的自由之路”。

已经54岁的李小牧，相当善用社交媒体，在微博、微信、脸书上都很活跃。面对“日本网友与中国网友有何不同”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一样，有赞扬的也有骂得一塌糊涂的，很正常。骂我什么的都有，他骂我说明他关注我。日本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的间谍。”

对各种骂声，李小牧的反应是：“在意这些东西就不要活了，想做一个公众人物想出这个风头，你就要有承受力”。

在新浪微博上的李小牧相当活跃，他关注了2700多人，有超过17万粉丝。他认识很多中国国内的媒体人，对中国的现状非常关注。有中国朋友去日本玩，他也愿意作陪同。他把自己看作是“日本的一个窗口”。

被问到“早年你刚到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对你如何”这样的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管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还是在日本的任何地方，从来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我都不记得，就这样过来了。”

( 责任编辑: 佰佰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