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突发中风被救助 儿子却拒付医疗费

在老人没有亲属照料的情况下，街道、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是否有义务承担起对老人的扶养义务？法官表示，在双方没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基层组织进行的先行救助属于广义的扶养义务，如果存在其他法定的赡养人，基层组织在实施救济后，有权向赡养人追偿相关费用。

老人突发中风 街道代亲人送医救治

1992年，老何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并很快生下了儿子小何。小何还不到4岁，老何与王女士便离了婚，离婚协议约定，小何由父亲老何抚养。但小何表示，在父母离婚后，他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老何并未抚养过他。

家里老宅拆迁后，老何便带着获得的拆迁补贴去了海南打工，多年没有音信。几年后，老何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款，流落街头，被海南省某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依照户籍地址送回了北京。

回京后，由于当年拆迁时的纠纷，老何与家里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他借住在亲戚暂时闲置的房子里，生活上依靠亲友接济度日，平日里很少会有人来看望。

去年5月13日，老何突发中风。由于他独居在家，没有亲人照料，病发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打开房门后，便失去了意识。

周围邻居及时发现了老何的异常，并通知了社区工作人员，将老何送往医院。经过救治，老何的病情稳定下来，但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无人愿意照料老何，街道办通过民政部门将老何安排至河北省三河市的一家养老院，由护工照料其起居生活。

老何出了意外后，街道办立即寻找他的亲人。但老何的父母已经过世，他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经过调查，通过当年的离婚协议，工作人员终于联系到了老何的儿子小何。

没想到，小何得知消息后，对父亲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小何表示，不承认自己和老何之间的父子关系，对于三里屯街道办为救助老何支出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也拒绝偿付。

儿子拒绝赡养 街道起诉索垫付款

三里屯街道司法所董刚所长表示，在老何病发后，社区工作人员付出了不少心血，安排人员对老何进行照料。在得知老何不能自理的状况后，还通过民政系统联系了养老院，老何的生活总算是暂时有了着落。

但对老何的救助并非街道的法定义务。因为老何毕竟仍有直系亲属，作为法定的赡养义务人，小何有义务照料老何的生活。也因有法定赡养人，街道无法为老何办理低保，目前，老何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他享受的残疾人补贴。

于是，三里屯街道办将小何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街道垫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共计4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离婚时小何的年龄、离婚调解书以及离婚后小何与奶奶共同生活等事实，可以认定老何对于小何尽到了一定抚养义务。故当老何陷于生活困难时，小何有赡养义务。

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三里屯街道办在小何拒绝履行赡养义务情况下，代为承担起相应职责，小何作为实际受益人，应当承担三里屯街道办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小何支付三里屯街道办垫付的费用4万余元。

但小何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小何认为，三里屯街道办救助老何的行为是其法定职责，不构成无因管理。而自己与老何之间并没有父子关系，为此，他还提交了顺义区西马各庄村村委会的证明，称老何并未抚养过他。而街道办的救助行为的实际受益人是老何，自己并未享受到任何利益，因此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

成立无因管理 街道仍在垫付费用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北京市三中院王世洋法官表示，三里屯街道办对老何采取的是紧急救助措施，可以归为广义的赡养行为。作为政府单位，街道办本身是负有社会救助义务的，但不能因为街道办尽到了救助义务，就可以免除小何作为赡养义务人应尽的赡养义务。

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街道办为了老何的合法权益，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并垫付相关费用，事后有权利要求小何偿付垫付的费用。因此，街道办以自己构成无因管理为由起诉至法院，是可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王世洋法官表示，虽然在本案中，小何称自己小时候没有得到老何的抚养，但法院查明，在老何离婚时，小何已经三岁多，并且也曾与老何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奶奶一起生活，可以认定老何尽到了一定的抚养义务，故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董刚所长表示，现在街道依然在垫付老何在养老院发生的费用，事发至今已经一年有余，目前养老院的费用依然在不断发生。“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总不能不管。”

事发后，小何和其母亲还曾与街道进行过协商，小何称目前自己无业，又刚刚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生活上还靠母亲接济，并没有赡养能力。目前，案件还未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民政部门依然在与小何进行沟通。

扶养行为存在不当 村委会被索扶养费

然而，基层组织对老人的照料并非都构成无因管理，其还可能成为被索要无因管理费的主体。去年，陈女士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扶养人楼梓庄村委会支付其照料姐姐、外甥的生活费每月1.5万元。

陈女士表示，自己的姐姐陈某和外甥司某均为智残人士。其姐夫司先生在世时，与楼梓庄村委会签订了《赠予扶养协议》，约定将司先生名下房屋赠予村委会，而村委会应在司先生过世后将陈某、司某托管至成人智障托管中心生活，并承担相关费用，直至二人亡故。

2009年，司先生去世后，陈某、司某被村委会送至金盏老年公寓。但陈女士发现，姐姐和外甥在老年公寓遭受到身体虐待，姐姐陈某被打成轻微伤，村委会存在照顾不当和严重失职。于是。2014年10月，陈女士将陈某、司某从公寓接回家中，两人也均称不愿再回到村委会处生活。

由于陈女士无力负担照料姐姐和外甥的巨大生活成本，于是她诉至法院，要求村委会作为扶养人支付其每月1.5万元的生活费。

但村委会表示，陈女士是强行将陈某、司某从老年公寓带走，并拒绝将二人送回。村委会依照陈女士的要求，多次变更了养老院，但陈女士依然拒绝二人入住。

2015年3月24日，村委会向陈女士发送了《告知函》，向她申明了其无权阻碍《赠予扶养协议》履行，陈女士的行为导致村委会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其间发生的相关费用应由陈女士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未经楼梓庄村委会同意使得陈某、司某脱离村委会监护范围，虽称系出于被监护人的利益考虑，但在未经合法程序变更监护人的情况下，不配合村委会送回被监护人。因此，在村委会发送《告知函》后发生的费用难以支持。此前的费用，酌定村委会付给陈女士无因管理费6万元。

陈女士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村委会在履行协议中存在不当行为，但陈女士并非陈某、司某的监护人，故陈女士使二人脱离村委会照看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无因管理，故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同时，三中院表示，事实上，在《告知函》发送后，楼梓庄村委会也并未依照合同履行扶养义务。因此，此部分产生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双方可以另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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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淑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