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离婚”不应成买房投机工具

为获多套购房资格，夫妻之间“假离婚”的方式并非近年来的新鲜事物，但上海各区婚姻登记处闹腾的离婚现场，深圳如此高比例的“假离婚”购房行为，却传达出非一般的信息和信号。在物质水平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为了结婚而买房，这一点相对好理解，毕竟这是夫妻双方“建设家庭”的努力；现在变成了为了买房而离婚，也许从一侧面也能说明夫妻之间的关系可靠，但同时却更可能透露出楼市已经步入极端疯狂的状态。

曾经，绝大多数人都会对“假离婚”买房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方式不可理解，更亵渎了婚姻本身。但在深圳——— 中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去年楼市价格上涨最迅速的城市———这一观念却迅速得到了接纳，“假离婚”买房能够以低廉的成本获取高额的回报。换言之，婚姻之于夫妇双方的意义，已经从口碑形式着重聚焦于房子这一重量级的共同财产；所以，出现危机的或许并不是婚姻，而是房子，以至婚姻不得不为房子让位。

有人做过统计，这几年房市一旦发生限购，民政局离婚登记必然人潮汹涌。2010年、2013年的中国离婚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0%以上，而2014年增长率又下跌到了3.9%，正好与房产限购的收紧、放松相对应。就具体的城市来说，上海国内离婚登记数2012年为43964对，2013年为60408对，离婚增长率高达38%。

而之所以不惜离婚也要买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从去年年末开始的房价上涨潮，已然击破了北京、上海、深圳市民的心理底线。而今年以来不断涌现的“地王”，房价被直接推高至每平方米“10万元+”以上。

在公共政策的意义上，“假离婚”属于一种个体躲避政策规制的行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这一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尽管“假离婚”带给两个人的婚姻稳定性的风险不可忽视，但相对于房价上涨释放的压力，以及全社会集体行动产生的压迫感，“假离婚”变成了一场值得尝试的冒险。仔细审视，这些冒着“假离婚”风险的购房者，他们实际上是现有游戏规则最听话的遵从者，面对高房价的现实，他们只是在使用“假离婚”的手段进行“风险置换”，即将错过购房时机的风险置换成婚姻生变的风险。

一种颇为粗暴的建议是，离婚一年之内双方不得购置房产。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错谬之论，因为这一定会误伤许多真正符合购房资格同时需要购房的人群。而且，现有的“征信体系”几乎很难在一开始就甄别出“真假离婚”，而即便是甄别出了“假离婚”，也很难单独制定政策应对之。因为如此一来，问题将不断生出问题，政府必将陷入“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一个更大问题”的处境。事实上，为了调控房价，在需求侧加强限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越是限制购房资格，越是刺激需求，即使房子本身不算稀缺，但购房资格却变得无比稀缺。

有关公共政策的检讨，从经济学家到社会评论者，早已有过不少议论。不过，除此之外，“假离婚”买房进入高潮的今天，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值得重视，即整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尚未成熟，如今却已经在走下坡路。目前的楼市购买主力，既不是收入偏低的低收入者，也不是早已解决住房、投资问题财富精英，而是将楼市作为主要投资渠道的城市中产群体，后者几乎竭尽一生的收入，才能购得一两处房产。

而之所以对房子情有独钟，甚至不惜以“假离婚”的方式来换取购房资格，房价高涨只是表因，通胀压力巨大才是主因。对于普通的城市中产人士来说，买房几乎是最稳妥的抗通胀手段，也是抵御货币贬值的重要途径。国家统计局9月1日公布的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反弹至50.4，为近期高点，但眼下，实体经济的发展依旧困难重重。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大起大落之后，也让许多人后怕。所以，只有目前不断上扬的一二线城市的楼市，才能供给城市中产阶层较大的投资、保值渠道。

“假离婚”盛行，看起来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经济问题。问题来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注定没有用处。反思应该从调控方式延伸到经济增长模式，方为根本。

( 责任编辑: 胡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