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案背后：北高营村支书被指“世袭”

贾敬媛坐在4名记者面前，逐字逐句地回答提问。10月26日这一天，她至少接受了6家媒体的采访。

面对不同媒体记者提出的重复问题，曾经惜字如金的她毫无厌烦之色，只是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疲惫。

在她看来，借助媒体发声是帮助弟弟贾敬龙的重要渠道。

贾家地处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辖下的北高营村。因不满拆迁补偿标准、亲手装修的婚房被强拆且此后两年交涉未获善意的回应，2015年2月19日(正月初一)，陷入绝望的贾敬龙，用射钉枪将北高营旧村改造的执行者、村支书何建华射杀在新春团拜会现场。

贾敬龙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随着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裁定书送达，贾敬龙案引发了舆论普遍关注。多名法学学者与律师呼吁“刀下留人”，认为贾敬龙有法定从轻的理由;10月21日与24日，贾敬媛又两度向最高院递交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希望留弟弟一命。

因为没有安排“最后的家属会见”，贾敬媛唯有认定弟弟还活着。但她依然处于焦虑与不安中：舆论关注度下降后，弟弟贾敬龙之命是否会像自家老宅一样，最终无法保住。

她心中的不安，最终在11月15日得到了验证。当天早上7点，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到贾敬龙家通知家属见其最后一面。早上9点多，贾敬龙案代理律师甘元春引述权威消息称，贾敬龙已被执行死刑。

面对此案引发的争议，最高法于11月15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解释了贾敬龙“罪该处死”的四条理由，包括“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以及“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等。

中国从工业化向城市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众多类似贾敬龙般的钉子户。一方面是民众保护私有财产意识的加强，一方面是基层治理者急功近利的拆迁行为，拆迁与抗拆的矛盾在中国这场世界最大的“造城”运动中显露无遗，又因乡村基层治理问题尤显复杂。

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几乎集中了当下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中的所有突出问题：贿选、贪腐、违法征地与强制拆迁等。2008年初，河北省制定“三年大变样、推进城镇化”政策，石家庄市由此开始大面积城中村改造，二环路内拆除总面积760万平方米，其中城中村改造拆迁334万平方米。紧邻石家庄北二环的北高营村，首当其冲地成为旧村改造和地产开发的重点区域。

某种意义而言，钉子户贾敬龙与被其射杀的村支书何建华，都承担了旧村改造拆迁中官民冲突的最坏结果。

三“何”争权

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市滹沱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曾经的军屯之乡如今高楼与脚手架林立，除了钉子户贾发义被工地与高楼包围的房子，便只有搜狐焦点网摄于2011年8月23日的一张低矮平房照，尚能还原出旧村改造前这个城中村的落魄模样。

同属“河北第一镇”高营镇，南高营村是全国百强村，辉煌时期共有20多家集体企业、4000余名工人。其中，华曙制药厂曾是中国最大的土霉素原料生产厂,全球60%以上的土霉素碱产于此;华营联合葡萄糖厂也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北高营村却是名副其实的贫困农业村。2008年河北做出“三年大变样”决策时，大部分村民仍然倚靠人均0.9亩农田种植为生。何义辰记得1992年他就任村支书的情景，全村只有一家村办企业——洗煤厂，还负债30多万元。

众多不愿具名的村民透露，何姓是北高营村的大姓，其中又分成三大家族势力，张、贾、李等姓氏在村里只占少数。1992年迄今，何姓把持了北高营村的村务与决策，特别是历届村支书一职，皆在三大何姓家族中竞逐产生。

何义辰当选纯属偶然。10月31日，70岁的张玉良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1992年原村支书兼村主任何学整与副村长杨军才“内斗”，相互举报贪腐问题致双双被查，高营镇有意选择一中立派任村支书。那时，在一家镇办企业做司机的何义辰拿着司机和业务员的双份工资，月收入100多元还入了党。因其在村里口碑较好，何义辰经村党支部投票和镇里“钦命”当选。

就贫困村而言，改善村民生活、脱贫增收无疑是“能人村官”的第一要务。何义辰倒也不负所望。甫一上任，他便整治洗煤厂，出租村集体土地给养殖场，又将靠近主干道的土地租给商户以发展路边经济。北高营村集体收入因此大增，不仅填补了欠债，还逐月给女性50周岁、男性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20元补贴。

何义辰回忆，当时北高营村还加入“政府性质的农村社保”，年纪较大的村民每月只需自费缴纳七八元。张玉良和贾敬龙之父贾同庆都参了保。

在村民印象中，从1992年至2000年，何义辰“一肩挑”村支书和村主任，成为北高营村最有权势者。此后9年，许是村官含金量因经济发展而增加，北高营村出现了三大何姓家族争权的现象。

2000年，何义辰第三次当选村支书，不久后因与新任村主任李彦珍“政见不合”而辞职，来自另一何姓家族的何同贵随后成为村支书。三年后，何义辰再度回到北高营村权力中心，成功当选村主任并于2006年连任，6年间与其搭档的村支书皆为何同贵。

何义辰、何同贵所在的两大何姓家族形成合力后，何建华所在的何姓家族长期被排斥在村委外。但他们亦积极争取话语权。2000年、2003年与2006年，何建华所在的家族分别推出何明华、何建立、何建华三兄弟参加村委会选举，但皆落选。

2006年落选后，何建华开始逢年过节给村里老年人送鸡蛋与小礼品。在贾发义与张玉良看来，何建华是在收买人心，但确实赢得一部分村民的好口碑，“觉得这个人不错”。

与此同时，何建华与何义辰、何同贵开始“走得近”。因在村里年长、是文化人且有些威望，何建华、何义辰与何同贵都曾是赵春明(化名)的座上客。10月27日，赵春明说，何建华曾亲口向他提起如何拉拢何义辰、何同贵：“合纵”与“连横”并用，私下分别向二人表示要联合对付对方，不仅拆散二人现有的联盟，还赢得二人及其背后家族的支持。何义辰也承认自己被何建华笼络。

同在2006年，北高营村发生的两件大事，最终影响了2009年村委会选举的权力更迭。此前3年，负责管理村财务的村主任何义辰为弥补40多万元村集体亏空，主导了北高营村委会与开发商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以每亩25万元的价格“出售”集体土地60余亩，三七分成开发山水家园小产权房，北高营村因此增收2000多万元。何义辰说，村委会原打算将此留作村集体发展经济和建设之用，不料遭村民举报，要求分钱。2006年，北高营村委会顺应“民意”，给每位村民分红1万元。

张玉良证实了分红一事，但强调每人实际分到八九千元。之后，村委会又从剩下的1000万元中拿出上百万元修建马路、澡堂、小学与村委会办公房。在张玉良看来，何同贵、何义辰这届村委确实办了实事。

2006年的陵堂修建风波，再次令村委会受挫。何义辰回忆，陵堂修建本是他的主张，但这项工程遭到何建华的“刁难”。赵春明说，何建华虽未在村委任职，但把持了村里建设“审批权”。又有村民向高营镇政府告状，何义辰因此被剥夺管理村财务之权，转由何同贵负责。

2009年初新一届村委会选举，村民选出了北高营村的“新舵手”。此前一年入党的何建华后来居上，身兼村支书和村主任二职。何义辰只当选为副支书，何同贵落选。

村里悄然传着贿选一事。党员魏俊珍投了何建华的选票，尽管她否认收钱并确信无人贿选，但王君霞等村民均表示曾经听说。张玉良更是直接承认，因为谁也不敢得罪，各方竞选者给的钱他都收了。

违法用地

北高营村的村民对何建华有赞有弹。

村治保会组长金庆昆不认为何建华会是个贿选的村支书，相反对他赞誉有加：“这个人不赖。”魏俊珍眼中的何建华，则是个很有魄力和雷厉风行之人。

而在对其颇有微词者看来，两度入狱与个人作风问题，显然是何建华的人生污点。

不论争议为何，2009年攀上北高营村权力顶峰的何建华，开始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据《河北经济日报》报道，2009年初何建华上任时，北高营村集体亏空60多万元，无集体企业，年收入不足50万元。而何建华通过“有勇有谋、扎实细致的工作”，收回多家企业租用村集体土地的租金，又整合一些垃圾地块和边角荒地，短短几月解决了村务欠账。这被认为是第一把火。

第二把火是养老金翻番，从何同贵在任时的每月50元涨至100元。《河北经济日报》的一篇报道显示，此后何建华又筹措500余万元，为全村35周岁以上的女性和45周岁以上的男性村民补缴养老保险。但报道中未提及这笔款项从何筹集。

何义辰认为，何建华的这两把火不过是上一届村委工作的延续。他解释，缴纳养老保险的500余万元，应出自山水家园项目分红后的余款;至于村民养老保险计划，2008年村委已制订方案，为此还找到高营镇一家陶瓷厂作为挂靠保险的企业。60多万元“亏空”正是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所欠。

何建华同样面临着增加村集体收入的问题，而他照搬了前任的做法——建设小产权房和出租村集体土地。

何建华上任后在山水家园北面又建了2栋小产权房，市场价约每平方米4000元。山水家园的东面也是小产权开发项目，不过因手续不全至今“烂尾”。位于村头的上河湾，同样是对外出售的小产权房。

张玉良提供的石家庄国土资源局长安区分局一份通知文件显示，体育北大街东侧的65.93亩果园地，被租赁后变成了“北高营钢材市场”;体育北大街与石太高速的东南角14.09亩基本农田，被修建为仓库。

仓库为河南籍商人王渊俊所有。王渊俊靠卖兽药起家，2006年8月注册500万资金成立了河北联诚物流公司。因原仓库被石家庄市规划为国际会展中心用地，他找上何建华，并在2009年3月13日与北高营村委会签署了仓储中心项目合作意向书。

按照意向书要求，王渊俊向北高营村委缴纳50万元保证金，并在村委会协助下办理各种建设所需手续;村委则需将村民土地集中收集。

当时的王渊俊并未预料到，这是他此后几年噩运的开端。

为了征地，北高营村以村委会名义给不配合的村民下发通知：“截至3月25日上午11时还不同意的，今后不再享受村民各种福利待遇，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分房、分款等一切福利待遇。”

4月1日，何建华又代表村委会与王渊俊签订了正式协议书，承诺全力协助办理建设手续，后者则需在当年12月30日前办理齐全建设手续，否则前者有权终止协议。

王渊俊正是栽在了这一条款上。2009年7月王渊俊正式将公司搬了过去，但因所征地块为基本农田，并非协议书所指的一般农田，建设手续迟迟未能办下。

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占用基本农田必须报国务院批准。这意味着，这块地从一开始就无法取得建设手续。

已经投入百万元的王渊俊，寄望于何建华的协助。但到2009年底，建设审批手续未办下，而村委会已有权根据协议书解除协议。王渊俊与何建华因此闹翻。

“我对你比对我的爹伺候得还好，你哪次吃喝嫖赌不是我跟着服务?”何义辰清楚记得二人翻脸的那天，王渊俊当着众人说完这句话后，何建华顺手操起水杯猛砸了过去，被王渊俊躲开了。

此后王渊俊的物流公司遭遇了与钉子户贾敬龙相似的经历：2010年4月26日物流仓库被停水停电，2012年7月仓库被强行拆除。自觉受骗的王渊俊因此走上告状与举报之路。镇、区、市、省乃至中纪委等部门，王渊俊都递交了申诉和举报何建华的材料。

在给中纪委的举报信中，王渊俊承认自己为拿地答应每年给何建华25万元好处费，2009年7月和11月又变相行贿3.2万元。最大一笔开销则发生在2009年2月至年底，举报信上写道：“何建华利用职务之便，让王渊俊陪同其及其情人去舞厅、歌厅、洗浴中心等各类娱乐场所消费，王渊俊花费40多万元。”

不过除了这份反映材料，王渊俊没有其他证据。他的举报也未得到任何一级政府的回复。他开始向媒体求助曝光何建华，不过收效甚微。

在此期间，王渊俊遭遇了一次“不明人士”的袭击。何建华同样未获安稳，被人用短刀划伤多处。何义辰与贾发义都证实确有此事，贾发义还记得何建华特意撩起衣服给他看过伤疤。

“四五年我都没做生意，就和他斗了。”10月31日，王渊俊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50万元保证金至今未拿回。更让他不忿的是，同样是租用村集体土地，与仓库一墙之隔的钢材市场却一直正常营业。

2009年，石家庄国土资源局长安区分局发出《关于制止高营镇北高营村村民违法占地的紧急通知》，认定钢材市场65.93亩地属于违法占地，要求高营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限期拆除。一年后的2010年10月14日，高营镇政府下发的通知显示，钢材市场拆除不彻底。

事实上，北高营村的这个钢材市场从未真正拆除过。2009年进驻的刘师傅说，虽然一度传言钢材市场要拆，一些钢材企业也确实搬离，但今年下半年又陆续搬回，仓储场地如今已满额。

何建华之子、现任村主任何志辉说，北高营村每年向钢材市场经营者收取租金，今年为300万元。

2016年10月11日，石家庄长安区政府办公室下发《进一步打击违法用地的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但钢材市场依旧生意繁忙。

“北高营速度”

何建华上任后的第三把火是旧村改造。

“从2008年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攻坚战在石家庄打响，并以急风催骤雨之势迅速展开。”2011年2月11日《石家庄日报》的这段话，描述了河北省“三年大变样”政策的推进。

很快，这场“急风骤雨”吹到了北高营村。2009年，北高营村委会与房产开发商中融汇通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但多位知情村民表示，他们虽知协议一事，但具体条款的谈判乃何建华一人负责，因而不清楚其间的利益分配。

时任村副支书的何义辰亦不知具体操作。他只记得协议中的一项内容为中融汇通负责所有安置房建设，同时获得村东门以东的开发权。

北高营村组建了以何建华、何义辰与村支部委员李树文为首的拆迁领导小组。随即在2009 年11月，北高营村召开了旧村改造拆迁大会，公布了村委会拟定的《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每户每块宅基地置换300平方米的楼房，其中100平方米为需出资购买的平价房(高层楼房均价不超过1400元/平米，多层楼房均价不超过1000元/平米);平房和楼房的一层白拆，楼房的二层、三层经评估后才会多一笔额外补偿，一次性付清。

拆迁协议同时要求，必须按照指定的拆迁方案各条款执行，“在规定时间内拒不签署协议的拆迁户，后果自负。”

村治保会的金庆昆、范占书和党员魏俊珍是第一批签署拆迁协议的农户。范占书认为，大多数村民对拆迁并无异议;有人住在破旧的土坯房，得以住进高楼应当感谢拆迁。他为何建华在拆迁中的表现辩护说，执行政策严明是当官的需要。

党员魏俊珍更是一度负责村小组的拆迁工作。在她看来，要干好工作，得罪人也是必须的，和事佬完成不了拆迁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魏俊珍支持拆迁，其丈夫张贞玉却持反对态度，认为北高营村未按照国家标准赔偿，安置费、搬迁费和评估费都不到位。

张贞玉回忆，有村民在2009年11月召开的拆迁大会上当场提意见，他也反映了3天，但“不顶事”。最终，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

10月27日，张贞玉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他不得不同意拆迁，否则会被停发一切福利待遇。

北高营村共有500家农户，其中绝大多数住在单层平房，拆迁补偿3到5万元不等，大部分村民对此欣然接受。但贾同庆、王君霞、王荣禄和贾发义等十几户家庭觉得补偿标准低，拒绝拆迁。

贾同庆二层半的小楼当时建好才两年，花掉了十几万元积蓄。而按照《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他只能获得二层楼的补偿9万多元。

因为不同意拆迁，贾家被停发了应享受的所有生活保障福利待遇：小至过节发放的米面油、村里发给贾同庆夫妻的300元月养老金，大至养老保险的办理。贾同庆年过八旬的老母也未能幸免。

贾同庆母亲的福利受牵连后，兄弟们开始对他有所埋怨。2010年11月10日下午，“被逼无奈的”贾同庆在请了何建华一顿饭后，背着儿子贾敬龙签署了拆迁协议。2012年1月17日，贾同庆以平价购买的方式交付房款148333元，拿到了第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屋。

得知父亲签署协议的贾敬龙赌气从家里搬了出去，并定期赶回亲自动手装修老宅二层，预备2013年5月25日作为婚房。

不同于贾同庆，60多岁的王君霞是坚定的钉子户。

“应按照拆迁法来赔偿，我家才给4万多块，太少了。”10月27日，王君霞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据她了解，南高营村拆迁每平方米补偿1000多元，而北高营村只有几百元。

王君霞说，按照补偿标准，100平方米需以1000元左右的平价购买，耗费约十几万元，剩下的200平方米才是免费置换房。装修也需花费，如此一来分到三套房产的村民将花费二三十万元。王君霞算完账后深感不值：花光积蓄只剩下三套房子。

为多了解动迁政策，小学文化的王君霞坚持订阅当地的一家报纸。北高营村采用边拆边建的方式推进，2012年拆迁至王君霞住宅时，她家被停水停电。为给17岁的孙子照明做作业，王君霞特意买了太阳能蓄电板。因为水管要从家门口埋设，她以不让施工为威胁才解决了吃水问题。

2012年起，北高营村的老人又多了一项养老保险福利，贾同庆、王君霞等钉子户自然被排除在办理名单外。王君霞向何建华提出自己出钱办理未果，“我不要这个保险，算算账我们损失太多。现在是经济社会，你们求的是经济，老百姓求得是生存。”

舍弃养老保险的王君霞并未安稳。“晚上两点一声大响，院子里就着了。”王君霞和儿子跑出救火，发现是一颗大威力的炮仗爆炸所致。王君霞立即报了警，不过派出所一直没能找出作案者。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家钉子户身上，也不了了之。钉子户王荣禄甚至被“不明人士”围殴打伤。

王君霞对何人指使心知肚明，但束手无策。“他们想吓我，但我不怕。”王君霞说，她没有签署拆迁协议，以何建华为首的村委会也未轻举妄动。

贾同庆家则是另一番景象。负责拆迁工作的村副支书何义辰回忆，他与贾同庆商量过拆迁一事，贾敬龙婚后再拆的条件他觉得合情合理，便没再去做工作。何义辰认为自己不会去强迫任何人，但何建华对谈判无果十分不满。

2013年2月27日，何建华亲自带队“强拆”贾敬龙留做婚房的老宅。贾家报警后，强拆才停止。

此后贾敬龙一家多次找何建华交涉此事，不过未有结果。贾敬龙开始通过信访、联系媒体、网上发帖等方式“检举”何建华，不过引来的是又一次“强拆”。

2013年5月7日，贾同庆上午拿到了第二套新房的钥匙，下午老宅便被一群“不明人士”强拆，贾敬龙和表哥王会勇被打伤。此时距离贾敬龙的婚期只有18天。

何建华主导的北高营旧村改造计划，在其强力推进下实现。2014年1月9日《河北经济日报》如此记载：“有了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北高营城中村改造快速推进，第一期工程当年拆迁、当年建成、当年回迁，创造了省会城中村改造的‘北高营速度’。”

同时进行的还有商业开发项目。《河北经济日报》报道显示，2012 年5 月北高营村另一重点项目“拉美风情国际城”启动，何建华曾打算在村自留地上开发集酒店、写字楼、公寓、超市为一体的商业地产。

不过多位村民证实，这些项目最终都未建成。体育北大街通达驾校所在地，不同的开发商抵押了千万元资金，却因建设手续无法办理而不得不撤离。山水家园东侧的一块路边土地已建好地基，也因手续不全而停工多年。体育北大街以东与石太高速以北的300多亩地，必得公司在交了1000万资金后联合开发，何建华之子——北高营现任村主任何志辉证实，因建设手续仍未完成，该块土地被圈占后搁置至今。

在何义辰看来，何建华在商业开发项目上的做法复制了与联诚物流签订的协议：先与乙方公司签订合同取得押金，再将办理建设手续一事全权交给乙方办理;乙方一旦在规定期限内无法获得建设手续，就可毁约以便扣留押金、索要赔偿等。

钉子户的抗争

何建华上任后，村民对其的评价急转直下。多位村民向看看新闻 Knews 记者总结道，其处事态度较强硬，账务不明、疑其贪污捞好处，存在个人作风问题，村民对拆迁与赔偿方案敢怒不敢言，村里土地被不明不白圈占又无补偿等。

克扣钉子户的福利也招致了不少村民的不满。但即便目睹贾敬龙家被强拆，王君霞依旧未动摇抗拆的决心。不过，保住房子的她未能保住一亩多责任田。

2014年，北高营村提出补偿十几万元征收王君霞的责任田用于商业开发。因离道路较近，王君霞打算让儿子建洗车店或开办养老院。在她看来，村里征地不用于铁路、高速公路建设而是用于商业开发，明显是与民争利。不同意“卖地”的王君霞在责任田里搭建了蔬菜大棚，每天去打理。

6月，王君霞因嫂子病重去世，好几天没顾得上自己的菜地。但再到地里时，发现自家建的16个温室大棚已经消失，栽下的桃树、柿子树、杏树、香椿树悉数被砍，还有两位陌生人正用推土机平整土地。

王君霞立刻报了警，但高营派出所并未对平整土地的二人做任何处理。王君霞开始上访维权，但半年下来“找谁都不顶事”。

村里又发动了王君霞远在上海的侄媳妇当说客，还积极地给她拍照片办理社保，同时村里还传言来年拆迁的责任田不给补偿。那段时间，王君霞又犯了心脏病，为拿到补偿，她最终妥协。

2015年11月，王君霞与村委会签订拆迁协议后，拿到了15万元的责任田补偿、7万元的房屋拆迁补偿，以及三套回迁房。但村里承诺补办的养老保险，至今未办下来。

王君霞家被拆后，79岁的贾发义成了最后的钉子户。在村西两栋高楼中间，贾发义的农家小院被建筑工地包围，工地围墙破口处的一扇铁皮门，是去他家的唯一通道。贾发义和老伴依旧生活在亲手建造的平房里，院子里有香樟、柿子树、两条狗，不同的是多了一排储水的塑料桶。

高中毕业的贾发义至今保留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他能有板有眼地列举出抗拆理由——不同意政府与民争利。“我在村里只说实话，说错了法律可以制裁我，所以他们拿我没办法。”

尽管据理力争，但贾发义夫妇还是没能躲过停水停电、停发一切福利的制裁。他找了村、镇，乃至区、市、省所有能找的单位——包括各级国土资源局，同样无果。

贾发义打算抗拆到底。为收集证据，他专门购买了摄像机和录音笔，有选择地对来访者“取证”。

尽管不知道这些“证据”能交给谁、又能起何作用，他一直保存着。

相较于王君霞和贾发义，2013年5月被强拆老宅的贾敬龙，已经没了谈判筹码。没了婚房，婚期取消之后在女方父母的干预下，贾敬龙和女友很快分手。

“要是上面政府，哪怕是镇里下来把这事解决，出不了人命。”王君霞叹了口气，“其实死人都是村里的损失，责任在哪?就是没人管造成的。”

11月12日，在贾敬龙死刑核准裁定书送达的第24天，一位村治保队员在电话中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最高院、河北省高院，以及从省到市、到区的书记，已开始对贾敬龙案从头调查，包括何建华贿选、其子当选与旧村改造纠纷，金庆昆因此被叫到高营镇谈话。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亦听说了此事。

令人意外的是，贾敬媛并未听说此事。

就在本文发稿的前一刻，11月15日早7点，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人到贾敬龙家通知家属见其最后一面。贾敬龙案代理律师甘元春说，“按照惯例见完面就会马上执行(死刑)。”

此前一天，甘元春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会见贾敬龙未果，又获知上周起最高院已不准安排贾敬龙会见律师与家属。当天，贾敬龙委托律师带出他书写的诀别诗《沁园春·别》，以慰亲友：

今当刑离，半梦消断，一往无前。纵万般洒脱，玉石莹莹，清白颠覆，自有堪堪……一任孤掷，贾在高营，惟是泯仇愧泽酬。但已矣，恨有幸人来，泪与君别。

想了解更多公共安全事件尽在佰佰安全网站！

( 责任编辑: 孟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