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被雾霾扭转的英国

“伦敦烟雾事件”之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铁腕治雾”，伦敦从“雾都”变回了重现蓝天白云的城市。

伦敦的空气污染，始于19世纪英国的工业急速发展期。工厂产生废气形成的灰黄色烟雾，在20世纪50年代最为严重。从“伦敦烟雾事件”之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铁腕治雾”，伦敦从“雾都”变回了重现蓝天白云的城市。

任何一场危机，当严重影响到公共关系的时候，肯定要促使一些“转变”。

在今年冬天的这场雾霾危机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机会”?对城市管理者，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公众，对企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所有那些在思想层面、理论层面进行的探讨和呼喊，都到了该付诸行动的时候了。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国清说，雾霾危机向我们发出了警告，需要自上而下在很多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或改变。

雾霾危机将会促使相关政策的出台

1952年，处于急速发展期的英国伦敦，终于尝到了工业污染带来的苦果：12月5日至10日，伦敦市内空气污染严重，导致4000人因呼吸道疾病等原因死亡。这被称为“伦敦烟雾事件”。

事件的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措施整治环境。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今年冬天发生于大部分城市的雾霾危机，是否会促使相关政策的出台呢?张国清觉得，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一些公共政策的推行，包括管理方面一些措施的采取，后续的对法规的跟进，都是必要的，而且很紧迫。

在今冬雾霾危机发生之前，2012年10月29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划。《规划》提出，要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包括治理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有毒废气、机动车尾气、扬尘等造成的大气污染。

就杭州来讲，11月29日，杭州市政府出台了《杭州市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到2016年，全市大气复合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将基本形成，多种污染物联合减排效果显著，空气优良天数明显增加，雾霾天气减少，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倒逼机制会促使产业转型升级

任何一件影响到公共关系或社会的事件，都一定会带来一场产业的变革。雾霾危机产生的“倒逼机制”，会促使传统的能源消耗方式的改变，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是防治空气污染的必由之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国清也认为，国内清洁能源的开发必须提上日程。不过他同样认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如何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所长王毅武认为，企业要推进清洁生产，使用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少排放或不排放废气，从而实现节能减排。

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的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清说，美国和日本能源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核能，除了风能、太阳能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核能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布局和合理的论证。

不过，张国清也指出，我国的能源结构以及燃煤资源的优势，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对燃煤等的依赖不会轻易改变，企业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政府的城市规划设计应长远考虑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清说，要遏制或减缓雾霾危机，政府“大有可为”。他认为，在寻找治本之策的过程中，政府要在城市规划方面转变思路，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做些调整。

过去的30多年里，由于许多地方一味追求GDP增长，中国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城镇化建设大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和机动车保有量剧增，致使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

张国清指出，跟西方的城市布局相比，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存在误区。我们追求的是过度拥挤的紧密型的城市结构，而不是松散的一种联合体。在西方国家，都是town(市镇)与town之间、城镇和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结。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他们很少，而且多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他们的城市是一个面，是一个带，而不是一个点。

张国清说，人口意味着高能耗，能耗会产生污染。人口集聚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产生生态灾难的过程。雾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在核心城市集中的结果。

的确要做一些改变。张国清认为，除了明显的可以看得见的产能结构、工业化、生产化改变之外，另外可以调整的，是国家掌控之下的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合理性的适当改变。这个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中心城市的压力。

张国清说，雾霾，对今天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雾霾要消除，必须对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思想做一番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政府有必要重新设计城市的发展方式。

过去粗放式的城市发展，应该转向注重内在变化，把城市生活品质放在第一位，在环境好的前提下发展。

危机会刺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老百姓也在自我反省。哪些生活习惯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乱扔垃圾，使用塑料袋、一次性物品，焚烧树叶、秸秆，无节制购物，浪费……

公众的环保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在危机面前，受害又施害的我们，可以从点滴做起。少开车，少烧煤取暖，少浪费，少买大排量的汽车，改变那些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生活方式。

伦敦有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有140多年历史的地铁是大多数伦敦人出行的首选。11条线路，全城270多个站点，每天300万人次搭乘地铁出行。市中心的地铁站之间都步行可达，密如蛛网的线路覆盖整个伦敦。

相比之下的中国城市，一个四通八达、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还远未成熟。号召大家都放弃开车而去挤公交，不现实也不必要。但是，公众依然可以从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做起。

张国清说，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拼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应该鼓励。他认为限行是合理的，促使人们原来生活方式的必然改变。现在杭州提倡某一天限行，张国清主张可以两天限行。管理部门也可以多推行跟环保有关的公共活动，“无车日”可以再多一些。干预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大家也会接受。

张国清不主张以增加税收、增加上牌费来改变人们的生活，因为这是人们生活的必需。不如通过限行，鼓励大家出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或打的，缓解交通对环境的压力。而偶尔的限行，并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同时，张国清特别指出，中国城市餐馆的浪费现象特别严重，浪费食物，其实也是在破坏环境。会引起连环反应。

环保从点滴改变，从身边做起，城市的天空有理由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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