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获知病情权，作为一名执业医师，为诊断和治疗患者的疾病，首先要询问患者的病因、病史，而患者一方一般不得拒绝医师的提问，必须全面、正确地把真实的病情告诉医师，《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医师有进行医学诊查、疾病调查、医学处置、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的权利，另外，医师的获知病情权还应包括有权获悉患者与疾病有关的“隐私”，医师在这里的获悉“隐私”行为并不构成侵犯隐私权。
第二，诊疗方案决定权，医师医疗技术上的独占性优势决定了在诊疗活动中医师对诊断、治疗方案的决定权，国务院《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在规定医师的权利时就指出，医师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选择合理的医疗、预防、保健方案。它在法律上保障了由执业医师来决定医疗方案的选择，医师拥有诊疗方案的决定权，并不完全排斥患者对自身利益的自主意思表示，而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才征求患者或其家属的意见，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就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诊疗方案决定权还表现为医师有权为患者提供医学意见或医学建议、出具医学证明文件等行为上。
第一，从制度层面强化全国各级医院的安全保卫措施，一个医院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高楼大厦，不是仪器设备，而是优秀的医疗团队和完备的医疗梯队，没有高楼，可以花钱去建，没有设备，可以花钱去买，但是，一个业务优秀素质过硬配合默契的医疗团队，却需要数十年的建设和积累，医生，是医院最核心的也最可宝贵的财富，医院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医生，给医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保证医生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是医院应该承担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成立专门机构，对诋毁医务人员的无良媒体依法问责，中国涉医暴力的频发，媒体是要付很大责任的，近年来，中国媒体制造了“缝肛门”、“八毛门”、“绿茶门”、“烤婴门”、“走廊门”、等等数不清的涉医谣言和不实报道，严重诋毁了中国医疗行业的形象，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媒体，为了推行医疗私有化的，常年恶意的攻击中国的医疗体系，他们打着反思批判中国医疗体制的旗号，将丧尽天良的犯罪分子，描绘成情有可原的可怜人，将他们描绘成体制的受害者，给杀医伤医的行为美化为反体制的英雄，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舆论导向，我们不否认，中国医疗体制确实有很多问题，对于改革的方向也措施，也尽可畅所欲言百家齐鸣，但是，任何的反思，都不能逾越大事大非的底线，更不能混淆罪与非罪的区别。
第一，根据《侵权责任法》及《医师法》的规定，医生有尸检举证建议权，也就是医疗过程中对患者造成严重后果或患者死亡的，医生有尸检举证建议权，患者家属对患者死因不明确，而医方也坚持认为自己无过错的，医生有权建议对死者尸检，以证明医疗行为无过错，如果患方不同意，有权要求患方签字并承担不愿尸检造成的举证不能责任，并请第三方在场见证。
第二，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医生享有人身安全权，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患方及家属失去理智围攻、殴打医务人员，对医务人员造成伤害时，医务人员要敢于运用法律，追究患方承担刑事、民事赔偿责任，当患方以医疗纠纷为借口打砸医院，散播曲解事实的言论，而媒体听信患方一面之辞，报道严重失实，并给医务人员和医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医院应请求卫生行政部门和法院责令患方、相关媒体中止名誉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第一，医生有行医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对患者实施抢救行为，但医务人员也要重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不擅自决定治疗方案，在决定治疗方案前要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这点医护人员一定要注意，虽然家属的意见也很重要，但患者凌驾于家属之上，除非患者身患重病或者心理素质极差，否则必须要先经过患者的同意，方才告诉患者家属，这也是医师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二，为了保护自己，很多医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保留诊疗证据，详尽记载诊疗过程，过度重视病历等资料等，虽然这些证据在发生医疗纠纷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证据，但由此引发的后果是过度延长了诊断时间，在我国目前医生数量相对不足的国情下，这实际上也就延长了其他患者的就诊等待时间，甚至剥夺了其他患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从而会引起其它患者的不满，最终也会对医患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